毛公鼎是距今2800多年前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因刻器者为重臣毛公而得名。与其他重要文物相比，无论辗转经历还是归公结局，以毛公鼎最为曲折和复杂，可谓命运多舛。

　　秘藏被骗

　　毛公鼎是道光年间（1843年）在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由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地里干活时无意间得到。后为翰林院编修陈寿卿辗转购入，他没有将此鼎置于京城府邸，而是送回山东老家秘藏，并嘱家人严守秘密，不得外传。

　　光绪十年（1884年），年逾古稀的陈寿卿给后代留下遗嘱：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念经信佛，希望后人能够安然平淡地做学问，并要保护毛公鼎。

　　但陈寿卿去世后，其次子陈陔违背父训，开设钱庄和药铺，泄露了家藏毛公鼎之秘，并被直隶总督端方获知。左都御史陈子久看出端方的念头，唆使其子陈芙珩接近陈陔，游说他将毛公鼎卖给端方。起初，陈陔对端方出资万两白银购买之议并未心动，后来陈芙珩转告，除了万两白银，端方还可让他到湖北省银元局任职，终于使他动心。于是，在得到端方一纸委任书凭证后，陈陔不顾家人反对，在宣统二年（1910年）将毛公鼎售予端方。从此，他满心期待到湖北就任，但前往该局查问发现，端方所拟的那纸文书凭证上的印鉴竟是一枚闲章，而非公章。这时，陈陔才明白端方所许只是诱饵。

　　险落外人之手

　　第二年，端方被清廷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领兵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行至资州地区时被起义士兵所杀。其后人染上清朝宗室贵族子弟的纨绔习气，除了吃喝嫖赌外无一能事，生活日渐窘迫，到后来不得不靠变卖或典当家中藏品为继。后以三万两白银作价，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设的华俄道盛银行。典押到期后，典当人无力赎还，英国记者辛普森表示愿出资5万美金购买，并委托端方的结拜兄弟、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项，但端家嫌钱太少而不肯割让。此事传出后，舆论哗然，文化界人士竭力呼吁不能让这件国宝流失，不然将愧对祖先和后人。

　　北洋时期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叶恭绰闻知后忧心如焚，决意设法将宝鼎留在国内。他先出面劝说几位实业家购买未果，后干脆变卖收藏的其它文物，购入毛公鼎。

　　叶恭绰，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门第，财力深厚，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著名的词学家、书画家和收藏家。他买下毛公鼎后，一直将之藏在天津寓所，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日寇全面侵华后，华北顷刻沦陷，他携毛公鼎至上海的懿园寓所珍藏。不料，仅仅4个月后，日军又占领了上海，他只得避走香港。不久后院起火，他居沪的姨太太潘氏伙同情夫图谋霸占财产，并威胁如他不应允的话，就将家藏毛公鼎的秘密报告日本人。为确保毛公鼎不被日本人掠夺，叶恭绰假意答应潘氏要求，同时电告时在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侄子叶公超，让他前往上海设法护宝。叶恭绰嘱咐他：“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

　　1939年春夏之交，叶公超抵上海后即把毛公鼎转移秘藏他处。潘氏见如意算盘落空，便向日本宪兵队告密，使叶公超未及返昆即遭速捕羁押。在牢里，他屡经利诱威逼，均守口如瓶，拒不吐露毛公鼎下落。叶恭绰在香港惊悉侄儿身陷囹圄，急忙筹措资金营救。叶公超自己也在设法脱身，他在妹妹前往探监时，嘱托家人托人仿造一只青铜器以应付日本人。稍后，日军宪兵队收到叶家交来的赝品，加上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以重金保释，就将关押约50天的叶公超释放。一年后，叶公超把毛公鼎偷运香港，完好无损地交到叶恭绰手中。

　　1941年12月，香港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沦陷，叶恭绰只得回沪。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把毛公鼎押给银行，后由巨商陈咏仁以黄金300两赎出。但叶恭绰向陈咏仁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一旦抗战胜利，要将这件国宝交给政府。

　　陈咏仁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抗战时，他罔顾民族大义，以名下的江南公司与日本军部做生意，发了不小的国难财，在上海市区购置了豪华的花园别墅，也耗资搜集古董珍玩。到日本宣布投降时，社会上响起严厉惩处汉奸的呼声，这位富商开始恐慌。他想到了对叶恭绰的承诺，以为将毛公鼎献给政府或许可以赎罪，便通过叶恭绰等著名人士联名致函政府表示愿捐国宝。信发出不久，便为新闻记者所悉，争相要求采访。还有人闻讯登门告贷，所求不遂怀恨在心，转而宣扬他过去与日军交易而有资敌之罪。陈咏仁一看情势不妙，等不及政府来取宝鼎，就携眷悄悄弃家出走，逃到海外以避风头。果然过不多久，就有人上门查抄了陈宅。

　　私藏终变公器

　　一时间，毛公鼎的主人不见了。那么，价值连城的毛公鼎去了哪里呢？早前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抗战胜利后，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

　　关于毛公鼎被发现的经过，另有一种说法。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星岛晚报》刊文《毛公鼎充字纸篓》称：当时国民党政府接到陈咏仁所具献奉毛公鼎的私函后，派了一位大员前往陈家，只见大门紧闭，原来，这里已被军统派人查封了。这位大员不得已，赴军统上海办事处查问，仍然查不出下落。因回去交不了差，他懊丧极了，坐在一张椅子上信笔乱涂，涂完把字纸揉成一团，随手向墙角字纸篓里一抛。突然，他如有所触地发现这纸篓不是藤制的、木制的，而是一具废铁似的圆炉。他立刻查问：“这是什么东西？哪儿来的？”军统人员漫不经心地回答：“这个又旧又重的铁家伙，是在陈咏仁家里抄来的。因为没有什么用处，暂时放在这里，权充字纸篓派用场，等收废铜烂铁的人来，让他收买去。”这位大员听了，不待他再说完大叫起来：“这不就是毛公鼎呀！”他俯身下去，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下，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毛公鼎从1843年出土到1946年归政府收藏，经过了100多年漫长纷繁的曲折历程，其间不乏国内外见利忘义、寡廉鲜耻之徒，但在几位爱国人士的保护下，最终完好无损地成为公共财产。它先由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存保管，并在该院建筑初步完工后，和其它珍贵文物一起辟室展示，供民众参观。1948年11月，蒋介石下令运走黄金和古董。12月22日，“中鼎”号军舰满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712箱文物珍宝从下关码头起航，4天后抵达台湾基隆港。毛公鼎也在其中，从此离开了大陆，后来存入台北故宫博物院。

　　综合自《各界》《名人传记》 贺越明 王晓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