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看到《北京青年报》上关于资助山区失学儿童的号召，在爱人的支持下，我到北京青年宫报了名，办理了相关手续。那时，资助一名儿童得300元钱，而我的工资每月也就100元左右。就是说，得拿出3个月左右的工资资助一名失学儿童。但想到这是关系到儿童一生的大事，我们紧一点儿也过得去，应当尽力帮助。结对子受助的学生叫林峰，是革命老区井冈山地区的。我们经常通信，他向我汇报学习成绩和在学校中的表现，我回信表扬、鼓励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对他的资助保持了10多年。

　　本世纪初，我刚退休。一天，我从《老年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黑龙江省兄妹俩得了白血病，到北京307医院治病，可医疗费远远不够，家里东拼西借，但只够一个人的费用 ，兄妹俩互相推让，把可能的生存机会让给对方。看了新闻，我非常难受，也深受感动。我把这事和老伴说了，老伴的心情和我一样，她说：“我们应当帮助他们。”第二天一早，我先买了一篮子水果，带到病房看望他们，核实了情况，和兄妹俩又谈了一会儿，鼓励他们以乐观的心态坚定信心，战胜病魔。我将500元钱递给他们，他们在表示感谢的同时，要求我留下姓名、单位、电话，以便今后表示感谢。我说：“不必了，希望你们配合大夫好好治病，在大家的共同支持下，你们一定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的。祝你们早日康复！”

　　2006年，在《北京青年报》上，我看到了北京青少年基金会捐助中心关于捐助贫困大学生的号召。我和老伴一如既往，立即报名，每名大学生4000元。当时，我每月的退休金是1000多元，资助一名大学生仍相当于3个月左右的工资。在北京青年宫的希望工程圆梦大学捐赠仪式上，我和受捐学生陈笑笑坐在一起。散会后，她把同来的母亲（父亲已去世）请过来见了面，我们还照了相，以留作纪念。我请她们到饭馆吃了顿饭，又请她们到我家去坐坐。但听说我们家住在五环外的远郊，得转好几次车，她们便推辞了。陈笑笑考进了首都师范大学，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我们经常通信。一次，她就如何开展团支部活动征求我的意见，我上学的时候当过团支部宣传委员，就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了她一些建议。

　　此外，在遇到地震或大的洪涝灾害时，上级号召捐款，我总是积极响应，尽力而为，觉得为受灾群众献出爱心，心里才平衡。

　　有一种说法，快乐是分等级的，高级的快乐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我觉得这样生活才能增值，才有意义，才不枉活一生。施宗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