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外语学校——“同文馆”应运而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很难想象当年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如何在尴尬和艰辛中起步的。

　　“蟹行文”关乎军国大事

　　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直逼京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咸丰的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奉命议和，留京主持大计。

　　在此之前，前来谈判的英国参赞巴夏礼被清廷拘押，奕訢命他致书联军统帅议和。巴夏礼亲书中文信一封，但旁边还有英文数行。当时，中国人把欧美等国横写的文字称为“蟹行文”，蟹行者，横行也，以示轻蔑。平素瞧不起倒也罢了，这一回巴夏礼所书的“蟹行文”可是关乎军国之大事。巴夏礼意欲何为？是泄露天朝机密，还是授以诡计准备里应外合？

　　好不容易打听到天津有一黄姓广东人识得英文，清廷如获至宝，立即调其急速来京。后经黄辨认，几行英文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及年月日罢了。区区数行“蟹行文”让饱读诗书的官员们头疼不已，更重要的是，为勘破其中的“玄机”，一去一来，延宕多日，影响战和大局，让负责议和的恭亲王受到了强烈刺激。

　　1862年，奕訢上奏称，“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主张设立一所外语学校。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应运而生。

　　教学质量低劣惹恼军机处

　　同治元年（1862）五月十五日，同文馆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里正式开课。因为是新生事物，更因为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与“洋”字扯上关系，简直等于叛祖，所以开办同文馆遭遇的首个难题就是招生难。齐如山（著名戏曲理论家）先生是同文馆出身，他在《回忆录》中说：“因为不容易招学生，所以（同文馆）对于学生有极优的待遇：初进馆，每个学生每月可获三两银子；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后增为十二两……在当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个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齐如山回忆道：“从前，有好几位外国教员对我说，世界上的学校，没有比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看了以上的记述，诚哉斯言！

　　同文馆首任总教习欧礼斐是英国人，在齐如山的印象中，此人“极神气极骄傲，可是（他）不但不是学者，甚至几乎是不通文。我曾见他给学生改试卷，一般人但凡看着不好的地方，不假思索一笔就涂了去，可是他改的时候就费事了，憋得连秃脑壳都红了，改一次涂了去，又改一次又涂了去，半天才算改完。”

　　这样混下去的同文馆终于等到了出洋相的一天。据齐如山回忆：“在光绪八九年（1882-1883）间，因为在西北科布多一带与俄国有交涉，军机处亟需会俄文的翻译人员。当时，总理衙门挑了七个学生送到军机处考试，其中有一个人学过13年之久的俄文，其余六人只学过七年。考试完毕，仅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都念出来，其余最多者，不过认识一半。对此，军机处大怒，便发公文把总理衙门及同文馆大大地申饬了一顿。

　　佳子弟岂可拜异类为师？

　　1867年初，总理衙门筹划扩大同文馆规模，增设天文、算学二馆，从单一的语言学习扩展为与其他理工科目齐头并进。考虑到培养目标变化、学习难度加大，总理衙门决定将所招学员推广至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洋务派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一建议竟在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光绪皇帝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同治六年（1867）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寥寥数行文字的背后，却是舆论的沸反盈天：所谓“谣言甚多”，包括翁同龢列举的这副对联，都代表着一种有着强大群众基础的清议（社会典论）力量在向恭亲王发难；而御史张盛藻和“倭相”（倭仁）更是走上前台，专门上奏反对总理衙门的建议。在“倭仁们”看来，正途出身者都是天朝固有文明传承者的代表，让他们去学洋人擅长的天文算学，岂不等于承认异域文明“较我为优”？成何体统！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原本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士人均裹足不前，来投考者人数甚少，且多属“末流杂品”。最终，这次同文馆扩馆以失败告终。

　　功在风气“渐开”

　　直到1870年以后，同文馆的面貌才有所改观。在洋教习的主持下，同文馆师生甚至还译出了五种西书，其中不乏西学经典，如《法国律例》（即著名的《拿破仑法典》）。

　　至于推动同文馆进步的因素，学者熊月之归结为三个：一是因为上海广方言馆与广东同文馆，自同治七年（1868）以后陆续选送优秀学生到京；二是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到馆担任教习；三是丁韪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担任总教习后，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这些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最重要的助力还是社会风气的变化。据齐如山回忆：“到了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因为想入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有了入学考试的规定”。

　　至于同文馆最终培养的人才，齐如山得出的结论是：“外交官还有几位，而够得上外交家的，是一个也没有。”此外，当代学者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一书中也批评同文馆“一面讲习西方语文，一面继续搬演封建的老一套”，“体”和“用”相互脱节，所以始终没能培养出像严复那样精通西学的人才，最终只不过造就了几个外语译员，甚至连这些学生也感叹自己的作用“无异舌人”，仿佛“会说外语的鹦鹉”！

　　即使这二位说的都是事实，但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开办同文馆的种种艰辛，就会理解在那样一个时代，即便培养出的仅仅是几个“舌人”，又何尝容易！据《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 黄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