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力促溥仪移居颐和园

　　民国二年（1913年），步军统领衙门（1924年裁撤）制定了《瞻仰颐和园简章》，规定所有参观者必须经外交部批准，发给门照后并通知清室内务府，才能入园参观。后来，又改为外国人参观由外交部批准，中国人参观则由内务部或步军统领衙门办理。同时，对于参观颐和园还有人员身份的限定，即只允许“政、党、军、学界”人员参观，并规定各界每次入园参观者仅限10人，且3天前就得将参观者的姓名、年龄向有关部门进行申报后才能入园参观。即便如此，颐和园还限定，在农历每月逢六日才开放。

　　没多久，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每年还要给皇室400万元经费，为增加收入，1914年5月，步军统领衙门与清室内务府形成默契，颐和园正式向社会开放，并出售门票。

　　当时的《颐和园试办游园售券章程》，将游览时间定为每日早8点至下午4点，进门券每张售大洋一元二角，排云殿、谐趣园、玉泉山等处需另外购票。开放以后，每月平均卖票收入约2000元左右，并逐年增多。其中2／3归清室内务府，1／3由步军统领衙门掌握。

　　当时，溥仪虽已退位，在紫禁城“暂居”了好几年，且一直没主动搬出紫禁城而移居颐和园的打算。直到一个外国人的到来，才渐渐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庄士敦。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自1898年起，庄士敦历任香港英总督私人秘书等职务。他曾遍访中国名山大川，熟悉各地风土人情，还通晓中国历史，是个“中国通”。1919年3月，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经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与英国公使馆联络，庄士敦被清王室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师，来到紫禁城执教。

　　庄士敦到来后，曾力主溥仪对内务府进行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极力主张清室移居颐和园。1924年5月，庄士敦被溥仪任命为颐和园的主管。但当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庄士敦的职务也随之中止。庄士敦主持颐和园管理的时间虽短，但他为管理和整顿颐和园采取过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

　　最初，面对颐和园内机构臃肿、人员众多的现状，庄士敦把那些只领薪水而不干实事的人称为“食客”，有机会便裁减冗员。另外，针对颐和园里一些年久失修的建筑物的重新修整，庄士敦引进了招投标的先进理念。庄士敦的这些措施使得颐和园的局面大为改观。

　　文人雅士赏游颐和园

　　1924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颐和园后，民国政府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清室内务府将园内所有殿宇都进行了查封。在这一阶段，颐和园变动不大，且依然实行对外售票开放的政策。

　　当年一些文人墨客的游记，记载了颐和园的诸多细节。192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吴虞，于7月9日（农历五月十五）的日记中，记载了几天前，他带家人到颐和园游览的情况：“同三女四女，坐汽车游颐和园。往来车费十元，酒资洋一元。门票洋一元二。人排云殿又买票，每人洋五角，谐趣园又买票，每人洋二角。西餐洋十元，饮茶洋七角六。汽车场停车费三角。购买的颐和园图一张，洋一角。四女为予买枣木手杖一根，洋五角……湖中有舟，游湖可三元则至五元。”

　　吴家父女三人游一次颐和园，竟花去大洋30多元，而当时一般家庭的月收入在10元左右，一次游园，花去了一般人家近3个月的工资，如此昂贵的票价，自然不是平民百姓所能承受。

　　1928年7月，民国政府成立“内政部颐和园管理事务所”，接管清室办事处颐和园事务所，颐和园自此正式成为公园。尽管颐和园的门票比当时的其他公园要贵，但“湖山幽胜，殿宇崇弘”的颐和园还是受到部分人士的喜欢，特别是附近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子们可以在春假、秋假时，购买预先出售、低于正常售价的门票，借此一窥皇家苑囿真容，因此颐和园的游人日益增多。

　　颐和园的出租业务和渔场生意

　　民国政府接管颐和园后，鉴于颐和园绝佳的风景，出租业务极有市场，1929年，颐和园管理事务所将全园存量房屋加以整修，开始向个人提供租住服务，并把园内出租房屋定位为“高尚休憩之所”。为了便于规范管理，满足不同租住者需求，事务所按照房屋原有使用功能、地理位置、面积大小、室内装陈等情况，将房屋分为甲、乙、丙三等，到1936年共有60余处房屋出租。

　　鲜为人知的是，著名收藏家、书画家张伯驹当时就是租客之一。1938年，他租住在颐和园排云殿西侧的云松巢，入住后，他曾写过一首诗：“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诗后小注说：“云台晚岁艰困，租居颐和园。一九三八年，余亦于颐和园租一房舍，时相往来。”“云台”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他们两人的住所相距不远。

　　据说，当时张伯驹去拜访袁克定，袁克定正在用餐，吃食很寒酸，但袁克定还像过去似的胸戴餐巾，正襟危坐，张伯驹不禁感慨万千。

　　此外，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作为北京西郊重要的湖泊之一，水产丰饶。1928年新设立的颐和园管理事务所打算售卖昆明湖中的鱼，作为一条增收的捷径。颐和园卖鱼的消息传出后，北平市民争相购买，都以能吃到“皇家鱼”为荣。可好景不长，由于湖鱼数量逐渐减少，鱼价也越来越高，市民开始不满起来。

　　同年，河北省宛平县一位叫韩忠悃的人，申请承包颐和园昆明湖的渔业。韩忠悃曾做过河道勤务，有水产养殖经验。经事务所上报，北平特别市政府核查后，向韩忠悃颁发了捕鱼执照，准予开办渔场。

　　韩忠悃承办渔场后，很多商人发现昆明湖每年出鱼数量巨大，获利颇丰，他们便联名向北平市政府请示，以“湖内荷花水藻等物破坏严重”为由，终止韩忠悃的承租合同，重新招投标。此后，有五六家渔商承租了昆明湖的渔场，而在这一阶段，基本上没一位商人能够完成合同承包期并续租。最后，北平市政府重新制定了昆明湖渔场售鱼投标办法，将盈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颐和园被人民政府接管，开始清退遗留在园内的租户，昆明湖渔场也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里，颐和园迎来了新生。

　　据《北京晚报》 刘永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