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看世界的少年

　　1892年，赵元任出生在天津，因为祖父是官员，他一直随家人在保定、冀州、常州、苏州等地迁居生活，从小就能模仿各地的口音。

　　1906年，赵元任到常州本地的新式学校溪山小学——一所相当于初中水平的新派学校读书。一年后他又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在常州和南京读书这几年，他受到了当地最好的教育，也第一次接触到外国老师。在常州时，他的历史老师是应邀来常州讲学的国学大师吕思勉，这让他喜欢上了历史课。在南京，他的英语、物理老师都是美国人，美术老师是日本人，他可以在这里选修德语，还经常读西方小说。在放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本来就有旧学基础的赵元任心中又种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他兴趣广泛，喜欢音乐、天文、文学和戏剧，也喜欢各种新奇的发明和小物件，烟酒也通通不落，情窦初开的他还会大胆地在日记中坦白自己对身边的年轻女性的情感。

　　读完中学后，出国留学自然成为这些接受“新学”的年轻学生的首选。1910年，18岁的赵元任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退款留学项目第二期的留学生，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的他登上了开往美国的客船。他想象中的美国，应该是他在明信片中看到的那种遍地高楼大厦的样子，不过，最后他却在一个叫“绮色佳”（现译伊萨卡）的小地方落脚，上了康奈尔大学，并逐渐喜欢上了这个自然风景优美的小城。

　　喜欢用照片记录所见所闻

　　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赵元任就用奖学金跟同学合伙买了架照相机，很快就迷上了摄影。虽然摄影水平不高，但他喜欢用照片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一生拍下照片无数，目前存留的约有两万张相片和幻灯片。

　　这些照片里，有赵元任对家庭、亲人、朋友和大自然的热爱，对学术的追求和认真，以及学究式的啰嗦与幽默。而有趣的是这些照片所记录的许多人和事还可以在赵元任的日记、自传以及妻子杨步伟写的传记里得到相互印证，以至于那段历史和人物在大家眼前变得活灵活现。例如1919年冬，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附近的毕比湖上学滑冰，为了表现他是如何保护自己的，他在照片上记录下了五部曲：1．Quite safe！（不要紧！）2．Quite safe？ （不要紧吗？）3．Safety first．（前头要紧）4．Safety last．（后头要紧）5．Safety-at last！（终于安全了！）。

　　赵元任还喜欢玩3D摄影，用双镜头立体相机拍了不少双幅的立体照片。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一书中提到，1937年赵元任南迁到长沙时，用的是一台法国产的双镜头相机，为了节省胶片，赵元任总是先遮住一个镜头拍照，然后再遮住另一个镜头拍照，这样一张底片就可以拍两张照片了。结果警察觉得这个人拍照的动作古怪可疑，怀疑是日本间谍，报告到上级。幸亏当时赵元任就借住在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的楼上，加上朱经农（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出面作证，这件事才算了结。

　　1920年9月18日，赵元任到北京城里参加国语统一筹备会，没赶上火车和交通车，只好雇了一头毛驴。好久没有骑过驴的他骑了3分钟就摔了下来。到了西直门，赵元任用自拍的方法给自己骑毛驴的样子拍了照。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是因为用三脚架自拍照相看了稀奇呢，还是看着一位穿西装的人骑驴稀奇呢？很多人围着看。”

　　被争抢的“通才”

　　在赵元任充满探索精神的一生中，涉及了包括数学、物理学、哲学、心理学、天文学、音乐、语言学、戏剧、摄影在内的诸多领域，他总是用好奇的心态从事研究。

　　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本来在母校康奈尔大学教授物理，但母校的教职板凳还没坐热，国内学术界的许多派系就盯上了这位“通才”。1920年，清华大学与康奈尔大学商议让赵元任休假一年，希望借机把他拉回国内任教，蔡元培等人也开始游说他去北大任教。最终，赵元任接下了另外一个短期任务：帮助来中国演讲的哲学家罗素做翻译。因为罗素的演讲涵盖数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在当时的中国，能够完成这种翻译任务的人几乎只有赵元任。

　　1926年，赵元任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担任导师。这一次，清华大学一口气给他开了7门课——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

　　过了一年，蔡元培等人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派赵元任到“史语所”负责创建语言组并担任主任。在这段时间，赵元任带人到两广、湖南、湖北等地做中国方言的调查研究，用当时先进的录音设备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还在各地寻找“发音人”记录方言资料。在清华和“史语所”这段日子，他带出了日后中国语言学界的一大批专家，王力、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等人，后来都成长为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

　　写出关于“婴语”的论文

　　1947年，赵元任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

　　从早年对音乐、天文等事物的喜爱中，赵元任已经开始初露他“科学享乐主义者”的一面。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学者袁一丹所言，赵元任在生活中体现的嬉戏精神，“不同于梁启超提倡的趣味主义，是严格的专业化为前提，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洗礼的享乐主义”。

　　安静的书桌是难寻的，但伯克利确实给了赵元任这样自得其乐的环境。科学主义的实用性在中国退潮后，研究本身仍然给赵元任带来了成就与心灵的慰藉，他真的把语言学玩成了一门具备高超逻辑的娱乐。一个典型的故事是：在美国期间，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一度将外孙女送到赵元任夫妻处照看，赵元任突然对婴儿发出的声音十分好奇，对她咿呀学语的“发言”做了详细记录并录了音，很快写出了一篇语言学中少见的、关于婴孩语言的科学论文。

　　作为一个视语言研究为生命的人，赵元任对母语和祖国怀有浓厚的情感，他曾说，美国是“这个地球上他去到中国的一个中间站”，中国才是他的目的地。但他能够回去的机会少之又少。1956年，他在美国灌录唱片时，每录到唐诗《长恨歌》时就无法继续，忍不住落泪。

　　综合自《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周刊》 仇广宇 黄家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