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杨度晚年的经历中有两个人对他有重要影响，一个是胡鄂公，一个是李大钊。胡鄂公是我祖父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人，他觉得我祖父当时的某些思想与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相通之处，就给了他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刊，劝他看一看。

　　1927年3月，胡鄂公得到北洋政府可能要实施镇压的情报，他先将李大钊保护在宣武门内自己家中，后又转移到苏联公使馆。祖父在熊希龄长女的婚宴上，从曾任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口中得知政府要派员进入苏联使馆搜查的消息后，立即托词离席，一边亲自去找胡鄂公向其报信，一边叫我的父亲杨公庶去章士钊家报信，因为他知道章李两家关系最密切。

　　照理，4日离张作霖采取行动还有48小时的时间，李大钊要躲避是来得及的。但是，大部分躲在苏联使馆的同志都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八国联军入北京以来，还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而李大钊也说：“你们可以走，我不能走。我是北方局负责人，我一走组织不就散了吗？”最后，只有四个同志逃脱。

　　李大钊被捕后，祖父与胡鄂公等商量组织营救事宜。胡一方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一方面筹集经费进行营救。为了与胡鄂公筹集营救经费，祖父甚至将寓所“悦庐”变卖，毁家纾难。胡鄂公还打算组织铁路工人劫狱。后因李大钊不同意，未实施。

　　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祖父和胡鄂公为了周济他们的家属，或帮助他们脱险离京，所蓄为之一空。

　　1931年夏，祖父自觉病体一天不如一天，给自己写了个挽联总结自己一生，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据《名人传记》 杨友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