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学良后期的照片中，身边除了赵四小姐，出现最多的是一个略有谢顶，文质彬彬的人，他就是“张学良将军招待所”所长，负责看管少帅的军统大特务刘乙光，这位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一生似乎只干了一件事——陪伴张学良度过30年的幽禁岁月。

　　几次救了张学良的命

　　1937年初，张学良由南京被秘密转移到蒋介石的家乡奉化溪口，幽禁在雪窦寺。不久，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也来到溪口陪伴他。刺杀，就在此时发生。行刺者，是蒋介石的堂侄媳袁静枝。

　　袁静枝的丈夫蒋孝先是蒋介石身边宪兵第三团团长，1936年“西安事变”中因曾指挥宪兵抵抗，遭东北军逮捕击毙，所以她一直将张学良视为仇人。张学良到达雪窦山之后，袁静枝也寻踪而来。她曾有两次刺杀张学良的机会，第一次是在雪窦寺大雄宝殿，因仓促相遇未及动手；第二次则是利用了张学良每天与于凤至外出散步的机会，在妙高台枪击了张学良。

　　袁静枝毕竟是一未经军事训练的知识女性，故第一枪并未命中，就在她准备打第二枪时，刘乙光已经朝枪响处扑去。张学良和于凤至则急忙蹲下隐蔽，吃惊地望着袁静枝被刘乙光抓住。袁静枝试图反抗，这时于凤至拿出了“大姐”的勇气，毅然站在了张学良的面前，对袁静枝道：“我是汉卿（张学良字汉卿)的妻子，如果你一定要认定汉卿是你的杀夫仇人，那就让我代他一死。”

　　这一举动让袁静枝和张学良都感佩不已。袁静枝因此怅然下山，张学良亦未令人拦阻。后来，蒋介石给了袁静枝一笔钱，意在息事宁人，此事遂罢。

　　张学良亲口回忆，刘乙光救自己并不仅仅这一次。1941年5月，张学良在贵州桐梓龙岗山幽禁地感到腹痛，虽服药而无效。当晚疼痛加剧，经随行医生检验，确认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此时的少帅早已风光不再，人人都知道蒋介石深恨张学良，没有他的命令将张带离幽禁地有掉脑袋的风险。

　　但刘乙光承担了责任，在来不及向重庆请示的情况下，将张学良急送已迁到贵阳的中央医院。入院时，张学良的阑尾已经穿孔，并引发腹膜脓肿，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挽救了张学良的生命。因为这件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曾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地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

　　看守和囚犯的关系可能是人世间最对立的。但张学良和刘乙光却有一种奇特的关系：一方面，张学良和刘乙光不时发生些大大小小的冲突；另一方面，张学良对刘乙光又有一份理解。张学良晚年时，有记者要他评价刘乙光，张学良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刘乙光曾是共产党员

　　刘乙光原名刘书之，字乙光，湖南永兴县人，生于1903年，早年聪颖，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里也是毛泽东在湖南最早展开革命工作的地方。在校期间，有个比他大一岁的兄长给了他重要的人生指点和帮助，这个人就是开国大将黄克诚。黄克诚此时受党组织安排，入广州中央政治培训班学习，临行前与刘乙光谈心，鼓励他报考黄埔军校。刘乙光对黄克诚很服气，便依嘱而行，1926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并在北伐战争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期学员中出了很多日后为人们熟知的人物，可谓将星如云——共产党中有林彪、刘志丹、李运昌等；国民党中则有谢晋元、张灵甫、胡琏等，每一个都曾经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刘乙光也曾从戎作战，在第八军唐生智部参加了北伐战争。不过，唐生智与蒋介石矛盾重重，“四一二”事变之后，其部队中的黄埔生便面临清洗的命运。刘乙光弃职而走，另谋出路，却又没有旅费，结果，遇到了黄克诚，黄克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刘乙光，使他能够度过困难时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乙光失去了和共产党组织的联系。不过，他和共产党的缘分并没有就此中断。1929年，黄克诚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挫折，在经过长时间颠沛流离后，才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命到武汉从事地下兵运工作，刘乙光给黄克诚帮了很大的忙。

　　当时，黄克诚找到刘乙光，表示自己希望打入国民党部队作兵运工作，刘乙光居然为他伪造了一份文凭和一份作了几年小学教师的履历，使黄克诚顺利进入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二师的政训处，当了一名少尉科员。

　　刘乙光和黄克诚分手的时候，曾讲过可能去参加红军，但最终没有去。黄克诚大将至死不知这位小兄弟后来的命运，还曾为他嗟叹不已。或许因为政治思想发生改变，刘乙光最终还是跟了国民党，后来被分配了看管张学良的任务。

　　相伴30年

　　是看守也是“服务员”

　　张学良的幽禁生涯，显然不同于普通囚徒。刘乙光这个看守在重重压力下做得也极有特色，一方面，他严格地按照要求剥夺张学良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又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给张学良以方便。比如，刘乙光怕张学良闷出病来不好交差，会千方百计安排他出去走走，甚至去逛街，倒是张学良很乏这样的心情。特务们还设法和张学良打麻将消磨时间……

　　对一个失势“少帅”照顾到如此程度，刘乙光当然不是圣人，前期他善待张学良的初衷，是和戴笠的吩咐，以及宋美龄、宋子文等的叮嘱有很大关系——“少帅”虽然失势，但对于他的这班朋友，刘乙光一个也得罪不起。

　　到了1946年戴笠撞山身死，蒋介石因内战失利迁怒张学良愈深，刘乙光对张学良的态度也有过一段转劣时光。好在这时候的刘乙光还有一条底线——“二二八”事变(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时，张学良被困于台湾新竹温泉，刘乙光接到命令，必要时杀掉张学良。然而，此时在几乎绝粮的情况下，刘乙光却保证张学良每天能吃上米饭。

　　随着时光的推移，张学良和刘乙光的关系又一次转好。以至于他们相处的最后几年，张学良的日记中经常出现“老刘”为他可能获释欢喜不已，遇到他耍犟脾气的时候“苦劝”——这种苦劝常使张学良避免不可知之祸事。过后，张学良会感慨“老刘好意可感也”。

　　两家的关系亦让人意想不到的亲密。刘乙光长子刘伯涵曾写道：“我妹妹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

　　张学良将军幽囚的30年时光，刘乙光何尝不是共同的囚人？其实，他们的利益也有一致的地方——平安地度过这难熬的岁月。

　　刘乙光死去的时候十分寂寥，除蒋经国之外，只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去吊唁。

　　据《北京青年报》 萨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