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帅彭德怀经常拿自己的钱物捐赠或资助给国家、家乡和人民群众，这时的他掏心掏肺出手不凡，处处大方得很。反过来他对自己对亲属、对机关和部队的工作生活却要求非常严格，甚至严厉到不近人情或者特别小气。这大方和小气两相对比之间，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不折不扣大公无私的革命者形象凸现在人们眼前。

　　对自己及家人——严格小气

　　1933年、1934年间，杨尚昆来到红三军团任政委初期，在与彭德怀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除了感受到彭德怀和他率领的红三军团指战员们的骁勇善战，也深深感受到了彭德怀与官兵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精神，正如彭德怀一贯声明的那样——“共产党的队伍里，官兵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开始，杨尚昆下到连队，按照规定吃饭时可以加一个菜。加菜无非是炒鸡蛋之类。但是，他很快发现，同彭德怀一起下去就从来没有加过菜。

　　原来是彭德怀不允许。他下到连队，谁给他加菜，谁就要挨骂。杨尚昆为此不时地提醒彭德怀。但当杨尚昆与红四师政委黄克诚说起这事时，黄克诚却笑言道：“他就是那个样子，见面骂你几句，就像在问你好。骂错了，他会认错的。”战争年代，马匹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讲，是很重要的。但彭德怀的马匹不到走不动路是不准给他换的。

　　对骑乘的马匹彭德怀是这样，而对乘坐的车子更是如此。

　　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条件较好了，彭德怀仍然一如既往地清正为人、廉洁奉公。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乘坐的依旧是一部旧式汽车，后来有关部门按规定要给他调换一辆最新式的，被他拒绝了。

　　警卫参谋给彭德怀讲新车的好处，彭德怀则说：“世界上好东西多着呢，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一排造型相似的院落中间，有一座古式建筑，名日“永福堂”。1953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以后就住在这里。这座院落，有正房5间，西头的两间打通了隔墙，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东头的两间是卧室兼作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当中的一间，由东到西打了一个隔断，隔出十来平方米的一块空地，作为餐室。东厢房作会议室，有时用来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后改为宿舍。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这座房子，彭德怀刚搬来时，由于长年日晒雨淋，没有及时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剥落，尤其是办公室天棚的一角还漏雨，每逢下雨总要湿上一大片。管理部门几次提出要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怀拒绝了。他叮嘱工作人员：“你们要把心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经济建设。”

　　就这么一个小空间、较简陋的房子让彭大将军居住和工作，实在是有些艰苦了。他的侄儿侄女们来了后没地方住，就只好搭地铺睡。

　　为此，后勤部门几次想给彭德怀扩建两间房子，但是，彭德怀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我们的房子已经很好了，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宽绰多了。”

　　彭德怀的住房确实又旧又小，后来左权的女儿也住到了他家，他家的住房就更困难了。

　　为此，彭德怀夫妇经反复商量，决定盖两间小平房，精打细算下来，还需1000多元。

　　彭德怀一听就说：“1000多元，能买多少小米？能买1万多斤！这要多少农民的劳动？！又能养活多少人呀？！不盖了！不盖了！”

　　屋里的家具，只要彭德怀认为“挺好”的，就别想给他换新的。有一次，警卫员提议把他家的旧窗帘布换一下，他鼓睁着双眼说：“旧了？老百姓用这样的布作衣服，还不知穿多少年哩！”

　　对党、国家和人民——热忱大方

　　彭德怀对自己、对机关和部队非常严格，对自己或他人在动用人民一分一厘钱财时显得十分“小气”。但是他对党对国家、对同志十分慷慨。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某部缴获了敌人200多两黄金。战斗结束后，这批黄金被交到了八路军总部。

　　这一年，太行山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灾荒，粮食收成很少，军民生活非常艰苦。严冬到了，战士们还是穿着粗布单衣，吃着用粗粮与野菜做的稀糊饭。患有胃病的彭德怀因终年跟战士们吃一样的饭菜，天气一冷，他的胃病就不时发作，身体瘦得很厉害。

　　一天，供给部的一位同志来找彭德怀商量给他改善伙食。彭德怀严肃地说：“我们八路军官兵一致，不能为我浪费公家的钱。现在根据地资金很缺，花一块铜板也应该精打细算！”

　　那位同志说：“我们的资金是很缺，可也不是一点也没有。上次战斗缴获的黄金还放着没动，买几袋白面连一两黄金也用不了呢！”

　　“噢，你是在打那些黄金的主意啊！”彭德怀说，“那怎么行？现在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苦，可我们是能扛得过去的，我本人这点病算不了什么，天气暖和点就会好。黄金要好好保存着，到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再用。”

　　又过了一段时间，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要回延安学习。临行前，彭德怀取出那个盛金子的口袋，交给王政柱，嘱附他说：“这里面的200多两黄金，你把它带回延安，交给党中央。”

　　王政柱看着彭德怀，心情激动地说：“这几年，我们太行根据地屡遭敌人‘扫荡’，军民生活非常困苦，就连您也跟大家一样吃粗粮野菜。我请求您把这些黄金留下一点，给您与同志们改善一下伙食。”

　　彭德怀摆摆手说：“这几年我们的同志生活是艰苦，可战斗在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生活更艰苦。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那里人多，财力、物力更紧张，那里正是革命最需要的地方。”说着，他紧紧握了握王政柱的手，挥手告别。

　　关于彭德怀的大方和小气方面的细节事例，他的侄女彭钢也有相关回忆：

　　伯伯曾向我讲过，他自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没有故意浪费公家的一分钱。参加革命后，他没有多少存款可言。有一回他告诉我，1938年，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送给他和朱总司令各400大洋。伯伯将这笔钱一分为二，托徐特立带给黄公略夫人和陈毅安夫人了。伯伯说，黄、陈两位都是烈士，“他们对革命贡献大，我应该照顾他们的家庭”。

　　倒是伯伯在旧军队中曾经有过积蓄。他从连长当到团长，十年中把薪金、办公、杂支等积存的三万多块钱，在平江起义的县城又筹了3万多块钱，加起来7万元，全部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经费了。对于家庭，那时他每年寄钱不足200元，家中始终维持着下中农生活。对伯伯来说，所能奉献的都奉献了，正如他自己谈到的那样，“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

　　据《党史文苑》 孟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