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16日，叶企孙出生于上海。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他在清华大学开创了中国大学中的物理研究工作，培养了多位“两弹一星”元勋及学术大师。

　　在回忆中，叶企孙的侄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讲述了叔父叶企孙的往事。

　　我的“三爷叔”

　　我在五六岁时开始知道我有一位“三爷叔”，上海话称叔父为爷叔，他是我家上至祖父、下至年龄最小的我最推崇的人，是我们小辈心中的楷模。他每年回家一次，因为我在家中年龄最小，见到他时，只知按母亲的吩咐，上前叫一声“三爷叔”就退出，自己玩耍去了。

　　一直到1938年10月，我进入初中二年级后，才有过一次跟他说了较多的话。那时他从天津到上海，等候去香港的船。他一反过去的习惯，不住旅馆，挤在我家中，而且天天在家里，不外出。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在躲避日本人的追捕。

　　1942年夏，叔父从重庆来信，要我离开上海到重庆去。当年10月我跟两位姐姐一起离开上海，通过南昌日寇的封锁线，然后经桂林、贵阳在1943年1月到重庆，投奔叔父，从此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部依靠叔父。

　　那时他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而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继续我的高中学业。

　　1943年夏，叔父辞去中央研究院职务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我在1944年夏考人西南联大。叔父当时住在昆明门街71号，该处是西南联大的一个单身教授宿舍。这是一个大院，原来是军阀唐继尧的住宅。大院有戏台等附属设施。正厅是一大间，一端是戏台。戏台对面是两层的结构，楼上一大间，住了陈岱孙、金岳霖、李继侗、朱自清和陈福田等五位教授，各居一个角落，拉起蚊帐，互不干扰。叔父、吴宓、温德、沈同等十多位教授分别住在正厅两侧的小房间。叔父住的一小间约十平方米。

　　叔父不希望我住他家

　　叔父在清华大学的住处是在北院七号。1925年他到清华工作，开始住在那里。叔父是单身，家里雇一位厨师，菜做得较好。一些家不在清华的年轻教授纷纷在北院七号搭伙。大多数参加北院七号饭局的都是一些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抱着科教救国理想的年轻教授，大家志同道合，主张推进教授治校，吃饭时常交换对教育和学校的意见，逐渐在清华形成一股影响学校办学方向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恢复清华、北大、南开三校。1946年秋清华在北平复课。叔父仍住在北院七号

　　此时，我也回到清华，住学生宿舍。叔父一向主张，作为学生，应该住学生宿舍。这样有利于同学之间的相互接触。叔父曾向我建议，最好挑两位不同系的同学住在一起，如不同学院则更好。他说，不同院系的同学住在一起可以更好地交流学习、扩大知识面。

　　叔父主张我住学生宿舍，不希望我住他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学校内负有一定责任，经常有人到家里跟他讨论工作。叔父不希望我听到那些不该知道的事，更不希望我把听到的话随便讲出去造成不良影响。他从来不跟我讨论有关学校的事情，也不同我议论学校的师生。叔父工作忙，晚上常有人去找他，他自己也要备课。他跟我约定，每两周去他家一次，谈谈家事。

　　我曾经在叔父家中遇见过一些教授，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忘记。1948年春，朱自清来叔父家讨论教学中的问题，临走的时候谈到时局艰难。朱自清先生忽然叹一口气说：“不知道我能否活着看到时局好转的一天。”我听了十分惊讶。叔父说：“当然可以，不用担心。”朱先生又叹气说：“我恐怕不行。”说完就走了。当时从朱先生的外表看来，他是健康的，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病，不知为什么这样悲观。我没有问叔父原因，叔父也没有解释。没有想到，那年夏天朱自清先生就病逝了。回想起来，朱先生竟自己感到了先兆。

　　不拘一格提拔人才

　　叔父长期担任教育界、科学界的领导职务。他做事一直以恪守规章制度闻名，但是对于人才，则是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地提拔。

　　1930年春，初中毕业的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同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经叔父的同意，打破常规，聘华罗庚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1933年，叔父又召开会议，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没有大学学历的华罗庚为助教。他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我们不要被资格所限制。”

　　华罗庚曾说：“道及叶企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有天赋，但是如果没有熊庆来和叔父不拘一格对他破格提拔，多方培养，恐怕是“玉不琢，不成器”。

　　还有一个故事。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优秀助教各两名去美国深造。吴大猷先生从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中推荐了朱光亚，但是还有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到了叔父，叔父当时是西南联大理学院的院长。叔父破格推荐了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所以李政道曾经说，“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1993年，我们在整理叔父的遗物时，发现了三张泛黄的考卷，上面写着“李政道：58+25=83”。我把这几张考卷拿给李政道看，他很激动。李政道说这是1945年他在西南联大时的电磁学考卷。这份考卷用的是当时昆明的土纸，叔父一直保存着。

　　叔父还经常请学生到他家吃茶点，与学生交流。他询问每一位学生，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情况。他很注意学生的特长。王淦昌原来是化学系学生，有一次，叔父在上课时问一个问题，王淦昌回答得很好。叔父感到他的物理概念清楚，此后就经常跟他谈话，劝他转到物理系。王淦昌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核物理学大师。

　　在“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有10位是叔父的学生。其中6位是跟随叔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后毕业的，他们是：王淦昌、赵九章、王大珩、彭桓武、钱三强、陈芳允；有2位是跟随叔父学习，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的，他们是朱光亚和邓稼先；还有王希季，他虽然是机械系毕业生，但叔父给他上过课；周光召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听过叔父讲课，也算是叔父的学生。

　　周光召在《纪念叶企孙先生》一文中这样评价叔父：“他为我国物理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善于识拔青年，奖掖后进，深受师生们的爱戴……是一位崇高的爱国者……”据《中关村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