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第五生产队队部里人声嘈杂，社员们挤在3间北房里，闹闹嚷嚷，明亮的灯光撒了满院。

　　我悄没声地挤进屋来，站在大人们身后，从人缝里看见，正冲着门口的一张桌子东西两侧，各坐着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左臂上戴着红袖章。紧靠火炕，父亲一只脚踏在炉台上，两手向着火翻动着。

　　一个叫大路的社员，从屋子旮旯里站起来，向父亲发问：“队长，记得1961年，我和振同给队里换麦种回来，你称了称，硬说少了20斤，我俩倒出来的麦子也就10多斤。这不是冤枉好人吗？”父亲说：“拿着不是当理说！你就是倒出一两麦子都不应该，何况10多斤呢？那会儿，人们饿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谁家里有粮食？可那是‘种粮’呀！‘饿死不吃种粮’是上了‘古训’的！要是都像你们，麦种就放在我家里，干脆磨成面吃白馍有多好，能行吗？地里种什么？”

　　大路被父亲问住了，没再说什么。这时，蹲在火炕上的福来说：“队长，集体办食堂那年，我爷爷饿得身上一摁一个坑，找你多要一个窝头都不给。你怎么就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呢！”

　　父亲说：“办食堂那阵儿，每人一天的定量是半斤山药干，等磨成面，蒸好窝头，一人两个，一个也不多，百十多号人眼睛瞪得溜圆，少给谁一个能行？”

　　福来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坐下来不说话了，俩学生见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只好散会。

　　上世纪70年代，省城疏散人口，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在铁路上工作，婶子因是农村户口，不能在城市住了，就回到了乡下。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住的房子原来是叔叔家的。1966年3月，邢台大地震，房子几乎全倒了。当时婶子住在城里，说是不回来了，父亲把我家的宅子让给没有宅基地的人盖了房子。叔叔的宅子是3间房，院子很长，统一规划的时候，也把前面的一半让给了别人，所有多余的砖瓦木料全充公了。父亲只顾着帮社员们盖房了，全队的社员基本上都住上了新房，我们还住在地震后父亲自己垒起来的房子里。这样，婶子一回来，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父亲已不再担任生产队长，但他当生产队干部十几年的所作所为，乡亲们都看在眼里。还不错，队干部让我们暂时住在那年批斗父亲的队部里……

　　如今，父亲早已离世，他公而忘私的件件往事，始终留在我记忆深处。

　　楚世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