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2009)，人们尊他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对于这三顶桂冠，季羡林自己是如何看待的呢？在其晚年所著的《病榻杂记》一书中，季羡林曾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追求的是内心的和谐，崇尚的是淳朴恬淡，欣赏的是本色天然，心仪的是身心自由。

　　“去掉乌纱，如释重负”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季羡林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古文字，于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对于季羡林而言，留学德国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从留德开始，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二战结束后，剑桥大学向季羡林发出聘请书，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他到剑桥工作。与此同时，经恩师陈寅恪先生推荐，北京大学也向季羡林发出聘请书。季羡林毅然选择到北京大学工作，虽然北大的待遇与剑桥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1946年秋，季羡林到北大报到。按照北大和国内其他大学的惯例，博士毕业一般给予讲师职称，最高不超过副教授。季羡林也没抱太高希望，刚开始他被聘为副教授，但过了一周，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告诉季羡林，他已被聘为正教授，并兼任筹建中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完全出乎季羡林的意料。他后来回忆说：“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这个当了一周副教授的记录，大概也可以进人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当时，季羡林只有 35岁。作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季羡林担任系主任长达近40年的时间。

　　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在佛典语录、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造诣很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在学术研究之外，季羡林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行政职务让季羡林叫苦不迭，在年初时会议已经安排到了四五月，大量的时间用于开会，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了。臧克家和季羡林家住得不远，季羡林常在老友臧克家面前诉说。臧克家于 1980年发表了一篇短文《兼职太多压坏人》，为季羡林和白寿彝(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历史系教授)两位老友“鸣不平”。1984年，当季羡林从北大副校长任上卸任后，臧克家即致函表示祝贺。翌日，季羡林给臧克家回信说：“你的祝贺，实获我心。去掉乌纱，如释重负。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外边还有不少近似乌纱的‘会长’一类的头衔，有待于去掉。看《北京晚报》，白寿彝同志讲，七十岁以后他感到才开始专研学术，我极有同感，有好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硬把我‘炒’成了社会活动家”

　　不久之后，季羡林又担任了任期五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后，经常有人找上门来反映问题，有些还是完全不着边际的问题，这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对于性格内向的季羡林来说有些苦恼，他曾坦言：“我自己检查，我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自谓是性情中人。在当今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造化小儿仿佛想跟我开玩笑，他让时势硬把我‘炒’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每当盛大场合，绅士淑女，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照射斗牛。我看到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周旋其中，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我内心真有些羡煞愧煞。我局促在一隅，手足无所措，总默祷苍天，期望盛会早散，还我自由。”

　　1989年，季羡林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上卸任。然而其他方面的实职、虚职，仍然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等90多个虚实职务，无数的顾问、专家、委员、主任、主编，许多推不掉的会议和活动，仍然在等着他。

　　虚怀若谷，宠辱不惊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是季羡林清华大学的同学，两人相交甚笃。对于一般人而言，有一位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同学，自然是引以为傲的，但是季羡林却不这样想。一次，胡乔木想约季羡林一同去敦煌参观，但季羡林委婉地拒绝了。他并不是不愿意去，而是不愿意让人因此说三道四。季羡林几乎没有拜访过胡乔木，每次都是胡乔木来看他。1992年8月，胡乔木病重，十分想念老同学，才破例让老伴谷羽告诉季羡林，希望能见一见他。季羡林明白，这是老友临终前的诀别了。胡乔木病逝后，季羡林常常想到他，回味着他们相交60年的过程，顿生知已之感。

　　有人曾问季羡林：“如果给你下个定义，应该是什么？”季羡林回答：“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有人称他为“一代宗师”，他却说：“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曾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为别人着想的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

　　季羡林晚年住院时，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季羡林马上吩咐叫人去买，并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举动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羡林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获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了600本名。

　　季羡林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季羡林生前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向季羡林深鞠一躬，转身上车，飞驰而去。甚至有正开着车的年轻人，认出迎面走来的是季羡林，便立刻停车，下车后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鞠躬。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也映照出季羡林的人格魅力。

　　据《文史天地》 宋凤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