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举行。新郎双手握着新娘的手，情深意长地说：“要记住：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这个新郎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邓中夏，他的一生都在随时准备着为革命、为斗争而牺牲。

　　“我叫施义”

　　1933年5月15日晚，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来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骏德里37号二楼亭子间，找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研究、布置工作。刚到达林素琴住处，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工作，就有大批巡捕破门而入，将邓中夏和林素琴逮捕。法租界巡捕房目标很明确——林素琴，这个活动地点已被叛徒供出。

　　但是巡捕们并不认识一块儿被捕的邓中夏，“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叫什么名字？”邓中夏一听就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于是他机智地回道：“你们抓错人了，我叫施义，不是共产党员。”

　　巡捕们是按命令抓人，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将林素琴和“施义”一起押回了嵩山路巡捕房。

　　5月16日下午，施义案就在高三分院开庭了，邓中夏站在法庭上，镇定地诉说自己被误抓的事实，并揭露巡捕房对其进行严刑拷打的恶行，还要求当场验伤。毕竟确实是没有搜到任何证据，法官也哑口无言。然而，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国民党人员站出来表示，施义案和另一个案子有牵连，而那个案子不在法租界，因此要求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进行审理。

　　此理由早在互济总会的律师史良的意料之中，史良马上站起来表示反对，“邓中夏是在租界内被捕的，理应在高三分院审理”，她请求不准移提。

　　一方要引渡，一方要求不准移提，谁也不让谁，高三分院的法官无法做出裁决，只能又将邓中夏押回巡捕房。

　　很快第二次开庭了。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了正式公文，要求把施义和林素琴都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审理。史良强烈表示反对，并驳斥了公安局的无理要求。最终，法庭作出对施义“不准移提”的裁定。但同时又作出将林素琴移交上海市公安局的裁定。

　　夫妻诀别

　　由于狱外的积极营救和邓中夏在狱内的斗争，加上巡捕房没有掌握邓中夏的“罪证”，法院已在考虑释放邓中夏外出治病了。然而就在这时，林素琴叛变了，她还供出去年被捕的全国总工会交通员李惠馨就是邓中夏的妻子李瑛。

　　为了进一步确定邓中夏的身份，1933年7月26日，李瑛被带到高三分院指认邓中夏。李瑛在被捕后，为了保护邓中夏，曾拒绝所有人探监，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法庭上，朝思暮想的两人终于相见了，本该相拥而泣的时刻却只觉得心底发冷。两人到底都久经考验，对这样的场面不是没有准备，站立法庭的两端，他们强压心中的情感，此时不相认就是对对方最好的保护！

　　审判长对李瑛说：“你认真看看，是不是认识他？”李瑛看了看丈夫，很干脆地回答：“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邓中夏也瞥了李瑛几眼，随即说：“你们搞错了，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李瑛抓住这个空子，说自己早已与邓中夏离婚，已改嫁他人，那男人也死了。

　　审判长无可奈何，只好宣布退庭。邓中夏先被带走了，李瑛眼睁睁地看着日思夜想的丈夫从身边走过，不仅不能有只言片语，即便是一丝情感都不能流露。

　　其实让李瑛来指认也不过是为了确认一下，即便不能确认，国民党反动派也可以从别的渠道去调查，总能确认邓中夏的身份。可是对于邓中夏夫妇来说这次却是两人的诀别。最终，国民党查明“施义”确实就是邓中夏。

　　得到结果，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如获至宝，随即报告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度假的蒋介石，立即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和南京宪兵司令部谷正伦发电报：“共产党人邓中夏解到即行枪毙。”根据这份电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首都宪兵司令部等机关，派大员去上海，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警备司令部等机关，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强令高三分院作出将该案移交国民党军事机关审理的“裁定”。

　　“优待”囚犯

　　虽然蒋介石已经密电对邓中夏实行枪决，但邓中夏可是共产党的“大官”，徐恩曾、谷正伦向蒋介石请求暂缓执行，寄希望于威迫邓中夏投降，供出共产党的重要机密。

　　很快，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拘留所关了几天后，邓中夏被押解到南京，送进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优待室”，每天可以散步，号子门可以不关，吃的也好些。他笑看着对方玩“把戏”，在墙上深深地刻了“浩气长存”四个字。

　　正式开庭那天，法官李植充满“同情”地说：“你在上海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审讯机关也换了，我们能否坐下来谈谈。”随即示意站堂宪兵搬来凳子让邓中夏坐下。邓中夏直截了当地说：“你去报告蒋介石，说邓中夏不识抬举，杀掉我邓中夏一个，还有十个，一百个，千干万万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李植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于是请来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当说客，“中央委员”自我介绍后，先给邓中夏倒上一杯酒，说：“我听说前一段时间，你连生活都困难了。”

　　“你见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乎过物质条件吗？”

　　“如今我们委员长调集30万大军‘围剿’你们的苏区，眼看大功告成。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做牺牲呢？”

　　邓中夏听完，反问道：“一个害病已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权利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对方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诱降走不通，一切“优待”条件就被撤销了。

　　“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

　　软的不行，接下来就是一次次严刑拷打，残酷摧残。宪兵队总是寄希望于邓中夏能够屈服。一次严刑中，一个特务骂骂咧咧，出言不逊。邓中夏怒骂道：“你们活着狂吠的日子也不多了。中国人民和红军一定会消灭你们的。”特务不解地吼道：“都这样了，你还这样强硬，难道你就没想过出去吗？”“没有进来以前，我倒是想到会有一天进来的。现在进来了，就从没想过会出去。”宪兵队终于意识到，这个邓中夏是真的“没救了”。

　　9月20日，再一次残酷的审讯过后，虽然遍体鳞伤，回到牢房，邓中夏仍然抓紧时间拿起了一本没有读完的通史看起来。读完通史，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走到墙边，忍着疼痛，在墙上写下：“但看十年后，红花遍地开。”然后，铺平纸张，认认真真地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他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第二天，邓中夏在雨花台刑场从容就义，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9岁。

　　据《北京日报》 王桂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