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强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至1950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建立起来了。第一批15位大使当中，除了王稼祥、姚仲明、吉雅泰、王任叔、冯铉为党政干部外，其余10位皆来自野战部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将军大使”。

　　毛岸英为“将军大使”当翻译

　　为了让突然转行外交战线的将军们更快适应“大使”这一新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学习班，地址就设在北京前门外的新华饭店。

　　10位“将军大使”中，有第三野战军代参谋长袁仲贤，有黄镇和他宁都暴动时的老战友姬鹏飞、王幼平，有曾参加过军调部与国民党、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的耿飚、韩念龙。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但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儒将。

　　待“将军大使”选定之后，外交部又陆续从各野战军选调一大批师、团级干部，充任驻外使馆秘书、参赞。整个新华饭店都住着外交部从军队选调来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战友相聚，热闹非凡。

　　新华饭店有当时最摩登的西洋陈设，本来住在这里是一种享受，可将军们习惯了睡草席、门板、土炕的日子，现在突然要睡高级饭店的弹簧床，一时间还真有点不习惯。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并习惯，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生活的习惯。”

　　学习班先后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为将军们讲授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方面的知识。主要请来国内的学者何思敬、王铁崖等人讲授国际法，还请国家各部门领导人介绍情况。培训期间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品中有国书、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双边协议等各式各样的文件。“将军大使”及其夫人们过去谁也没有见过这些文件，看后大开眼界。黄镇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这国书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学习班还邀请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的驻华大使前来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作报告时，主要由毛岸英当翻译，毛岸英还为学员们讲了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

　　西餐礼仪一度难倒众位将军

　　“将军大使”们还要重点学习衣食住行等“琐碎”的事情，由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亲自讲授相关礼节。

　　为了学习西餐就餐礼仪，“将军大使”和夫人们专门到北京饭店观摩服务员如何摆台、上菜、斟酒，学习如何使用刀叉，如何喝汤、让酒、布菜，如何尊重女士等。

　　吃西餐之前，首先由胡济邦对将军夫人们的着装进行检查。胡济邦过去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政府驻苏联使馆当秘书。她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咂嘴：“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衩外面了，内裤可不能露出来。”

　　黄镇的夫人朱霖穿了件带点小花的连衣裙，出门前她还着实收拾了一番，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处拽了拽，再照照镜子，觉得自己是从未有过的漂亮。谁知胡济邦对她皱起了眉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

　　胡济邦又指着夫人们的头发数落着：“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还要搽点粉，抹点口红……”

　　在西餐室，55岁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招呼大家入席。他是辽宁海城人，极富口才，曾公费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抗战时期在重庆，是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其实他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一直在国民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是个“外事通”。此时，阎宝航抖抖餐巾，铺在胸前，做着示范，向大家解释：“平时参加招待会，不光是吃喝玩乐，和人聊天的时候就可以做工作，了解情况……”

　　后来担任过驻马来西亚、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王幼平回忆：“授课老师要求我们，吃西餐时如果吃着骨头了也不能往外吐，吐出来会很不雅观。所以吃西餐时我们都把骨头当地雷一样看待，尤其要当心把骨头吃到嘴里。”

　　往日指挥千军万马得心应手的将军们，面对小小的刀叉，一度显得笨手笨脚。加上身着笔挺的西服，又要保持优雅的动作，有的人常常为吃一块牛排而满头大汗。好在经过一番苦练，将军们终于熟练掌握了刀叉的使用方法，在言行举止上变得越来越像合格的外交官。

　　将军们“偷窥”外事礼仪

　　1950年3月10日下午，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这可是难得的一次见习机会。经周恩来同意，将军们被安排在递交国书的勤政殿旁边的小房间里，透过捅破窗户纸制造的小孔，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仪式开始前，周恩来特地嘱咐窗户上的小孔不要捅得太大，以免被外国人看见殿堂里到处有小孔不雅观，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

　　仪式结束后，客人一走，未来的大使们一个个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热烈地讨论起来，并当即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子里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演练起来。演练完之后，周恩来便领着大家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当走到黄镇面前时，毛泽东好像想起来什么事，便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了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时刻保持镇静。”

　　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改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说道：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但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他接着列举了汉代的班超、张骞的故事，指出尽管他们不懂外语，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毛泽东告诉大家，虽然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可从长远来看，还是要像总理所说的，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将军当大使的优点：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其次，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联系宋代的沈括，讲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谈到调查研究，我们不妨学学宋代的沈括。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细记载下来绘成地图，对当地的土地物产、风俗人情也都了如指掌。”

　　在接见中，毛泽东还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

　　“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

　　1950年7月，学习班结束后，外交部正式宣布了去各国的大使、参赞和秘书的名单。7月12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即将赴任的大使黄镇、耿飚、谭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开会。会上，周恩来向大使们细细叮嘱交代：“中央对你们这些同志，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

　　耿飚在其回忆录里对自己赴任大使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1950年7月初，外交部催促我即刻赴任，因为瑞典驻华大使已经来到北京上任。我偕同使馆的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共二三十人，乘坐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一到莫斯科我们立即通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同瑞典外交部联系。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每年的7月和8月是瑞典法定休假期，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已离开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到一个岛上休假去了，外交部的官员们大都也去休假了，只有少数工作人员留守值班。所以，这位值班人员希望我们到9月份再去瑞典。根据这个情况……我们一行便在9月初离开莫斯科……于10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1950年10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饭店里，500多位来自瑞典社会各界的贵宾欢聚一堂，庆祝新中国的周岁华诞。这是中国驻瑞典使馆举办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赴任不久的耿飚大使穿梭于席间，有人问他：“你是将军，曾经带过多少兵？”耿飚笑笑说：“我带的兵，也就十多万人吧。”对方听后肃然起敬，说道：“真了不起，您所率领的军队比我们全国的军队还要多。”这时，旁边的几位贵宾也主动凑过来与耿飚碰杯，称赞他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办的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创举，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批大使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实现了从将军到大使的角色转变，学习班的作用功不可没。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1955年国家设立的外交学院成为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的机构，开始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外交人才，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据《老年文汇报》 姜长青 孟昭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