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光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从小想当一名职业军人，身上有着一股英雄主义倾向，认为战死沙场，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一种无上的荣光。因此，当他的哥哥埃里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时，他不仅没有害怕退缩，反而急不可耐地试图用虚报年龄的办法参军。

　　1916年底，19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1918年，艾黎被派往法国前线，起初他十分幸运，战斗中仅中过两次毒气，得过一次严重的痢疾。但在随后进攻德军阵地的战斗中，他被一辆坦克射出的子弹击中大腿，正当战友们将他拖进一个马粪坑里准备包扎时，德军冲了过来，于是不得不丢下他迅速撤离。所幸他未被发现，后被送到海边的一所基地医院进行手术。

　　一战结束后，艾黎向家人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去中国。为何选择去中国？在一战战场上，艾黎曾和中国劳工军团有过近距离的接触，这些中国人吃苦耐劳，给艾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让他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产生了浓厚兴趣。1921年以后，中国大革命的消息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更增强了他要来中国的愿望。

　　1927年4月21日，在经过近四个月的辗转航行后，艾黎终于来到中国上海。抵达上海的第二天，艾黎就通过关系，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刚到上海，艾黎也不知自己到底能呆多久，他暗下决心，如不适应，就回新西兰重新务农。而随着了解的日益加深，艾黎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了感情，还学会了普通话和上海话。一年半后，他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在此期间，艾黎目睹了许多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抱有极大的同情。他很想找到改善劳动人民处境的答案，在朋友的推荐下，读了不少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工资劳动与资本》，还有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进步书籍。

　　工合之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军进攻上海。

　　此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京来到上海，为英国《每日先驱报》采访报道上海战况，艾黎与他结伴多次前往遭受破坏的市区。无数失业工人、残疾士兵和逃避战火的难民令艾黎同情与担忧，他决定为中国人民提供服务，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力。

　　一次，艾黎与斯诺谈论爱国的中国人与支持中国的外国人如何促进后方的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日战争这一问题时，斯诺的夫人海伦突然建议艾黎丢下手头的工作，搞一个工业运动，广泛发展工业。斯诺也深以为然，并谈了这一建议的可能性。艾黎觉得不仅可行，也很有必要。此前，他写过许多有关中国内地发展工业的材料，当天晚上，按照在中国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思路与构想，他写了一篇长文。后印成小册子到上海各界人士手中，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在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下，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路易·艾黎担任代理总干事。不久，陕西宝鸡、江西赣州、湖南邵阳、广西、云贵、浙皖、川康等地陆续成立“工合”办事处，并得到了许多国家和爱国华侨的支持，在香港还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

　　路易·艾黎被誉为“工合之父”，可谓实至名归。作为“工合”委员与实地工作秘书，具体工作大多由他负责，1939年至1942年间，艾黎几乎跑遍了中国的16个省。“工合”组织原计划建立三万个合作社，以承担中国30％的抗战生产，最初一年半建了1400多个，人数不等，多的如湖南的一家火柴厂有500人，少的不到10人。1941年，合作社达到1800多个，后发展至3000多个，安置、援助了无数的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出多个种类的工业产品如铁器、煤炭、机床、玻璃、面粉、毯子、帆布、帐篷、电机、药品、军服、军鞋、手榴弹等，军用物质则直接运往抗日前线。

　　山丹情怀

　　中国工业合作社兴办之初，艾黎就认识到技术人才的重要性。20世纪40年代，艾黎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省凤县双石铺创办了西北第一所培黎工艺学校。1943年底该校搬迁到甘肃省山丹县，取名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学校性质属于“半工半读”，校训为“创造分析”，目标是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培养具有包括现代工业、农业、牧业和医学方面知识的科学技术人才。

　　艾黎对学生的要求，主要是“学习、工作、奋斗、创造”八个字，其目的就是让他们摆脱死啃书本的传统教学模式，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创造出新的成果，成为一名服务于社会的新人。学校的课程安排，主要是文化学习和劳动实习，一般上午学文化课，下午参加劳动。文化课的编班与生产组的专业编班并不一致，文化课按学生的实际文化水平编班，设有英语、中文、数学、历史、电机、工业常识、经济地理、理化基础等课程，还开设了体育课、文艺课和生理卫生课。劳动课则由全校集体分组，学生轮流在工厂、生产组实习；而农场劳动，春种秋收、挖渠修坝、植树除草等，则根据不同季节加以安排。

　　经过艾黎的一番努力，学校发展很快，仅两三年工夫，就办起了近二十座小型工厂，开设了纺织、皮革、缝纫、机械、电器等二十多个专业。学校在县城郊区建了大片教学实验基地，还在四坝滩建了两万多亩地的校办农场。1945年，学生已达四百多人，教职员工二百多人。不久，在校学生增加到五百多名，他们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及甘肃省的十九个县。实难想象，山丹培黎学校在短时间内发展到如此之大的规模，荒凉而偏远的山丹古城，顿时焕发出盎然生机，引起了外界特别是国际人士的广泛关注。

　　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结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交由中华全国合作社接管。这年6月，艾黎在北京参加“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后返回山丹，途经兰州时，又参加了在那儿召开的讨论培黎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决定交给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局管理，成为中国第一所石油技工学校。1953年，为了学校的转型与发展，解决校舍破烂、师资配备、教学观摩、学生实习的动力及材料供应等方面的问题与困难，上级决定将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迁往甘肃省会兰州。此时，正值山丹花儿盛开的时侯，艾黎也离开了山丹，定居北京。

　　艾黎在山丹呆了整整十年，虽然离开了，但他一直怀念在那儿生活、奋斗的美好时光。直到晚年，他仍说：“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充实的年代。”据 《同舟共进》 曾纪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