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鲁迅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卖掉故乡绍兴的祖宅，携全家迁来北京。为此，他“在‘五四’前夜，四处奔波，倾囊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11号，周府终于在北京扎根”。

　　八道湾11号，这里是他和周作人两兄弟思想火花的富集之地——“‘五四’时期周氏兄弟最重要的新文学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这里，也是周氏兄弟的伤心之地——“这两棵血脉相连、同根而生的大树在1923年7月份的某一天突然划地而治，永不往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卖掉祖宅，把全家迁进京城

　　八道湾11号原本是东邻大宅院（现八道湾9号）的一个附属院落。鲁迅1919年8月19日立契从罗氏手中买下11号院时，它还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王府，据信是清廷没落王孙变卖掉的府第。当年11月4日，鲁迅八道湾收房讫，前后共付费3675元。此后开始修缮房屋，还特地接入当时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11月21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湾宅”，从此，周氏兄弟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有了自己的房产，周府在北京扎根，鲁迅完成了一个宏伟的家庭梦想。

　　12月，鲁迅返回故乡绍兴，收理书籍，到祖坟扫墓，其祖宅经全族商议出售给东邻朱某。这一过程对鲁迅而言是极不愉快的。1919年初，他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

　　当他与故乡永诀时，“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作别故乡，鲁迅“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抵京人住八道湾11号，彻底了结了祖宅留给他的不快记忆。

　　曾经的八道湾门庭若市

　　搬入八道湾11号后，鲁迅在屋前栽植了丁香和青杨，纸窗敞院，静谧帘栊，正好安享天伦。而随着周氏兄弟的到来，各界名流也纷纷走进八道湾11号，这里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化沙龙。1920年4月7日，为了探讨“新村”建设，27岁的毛泽东也来到这里，拜访“新村”运动的倡导者周作人。这天，鲁迅恰好不在家。所以，毛泽东和他终生推崇的文化旗手亦没能谋面。

　　出于和外界联系的需要，八道湾还安装了电话。1921年6月30日，鲁迅给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养病的周作人去信，说“电话已装好矣。其号为西局二八二六也”。其实，鲁迅给八道湾安装电话时，负担非常重，他在教育部的工资已被拖欠数月，为了给周作人看病，他先后借过别人700元，甚至把收藏的书卖掉，还向义兴局贷款，为取34元的讲课费还专门往北京女师大跑一趟……在如此重压之下，有一天，鲁迅去西山看望周作人回来的路上，“经海甸停饮，大醉”。

　　八道湾是思想火花的富集之地。“五四”时期周氏兄弟最重要的新文学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如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等著作及译著，数量达百余篇。虽然鲁迅在八道湾只住了短短的3年多，但其发出的思想之光，足以令新文学界长久注目。

　　鲁迅搬出八道湾之后，周作人将日常会客地设在了中院西厢房（曾用作鲁迅卧室）。在为《狂言十番》写完序言后，周作人的笔下出现了“苦雨斋”字样，这一年是1926年。“苦雨斋”之得名，盖因院中地势低洼，雨天容易积水。周作人此后写文通信，落款或为“苦雨翁”，或为“苦茶庵”。

　　兄弟反目，永不往来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以四世同堂的形式宣示着家族伦理的威仪，但同胞兄弟各自有了家室后，却总是分灶而食，另立门户，各自过活。周氏兄弟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分家，以更加彻底的感情决裂为前提，这使八道湾11号有了某种家族悲剧的意味。

　　八道湾的变徵之音出现在1923年7月。读鲁迅日记，见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记载：1923年7月14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是兄弟失和的前奏，令八道湾日常生活起了变化，故“此可记也”。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八道湾的房屋高敞、宽绰而豁亮，是被称为有‘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九间房子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同时，兄弟二人经济合并，共同奉养全家。

　　按理说这个有着天伦之乐的诗书之家将继续自己的正常生活，然而不幸的是，命运为周氏家庭安排了一个日本女人：羽太信子。

　　作为八道湾的当家人，羽太信子极度挥霍，家里使唤着六七个男女仆人，看病要请日本医生，日用品也要买日货，这使得鲁迅的经济负担极重。但羽太信子不满足，她要做八道湾的主人，便处处打击鲁迅。据日本学者、鲁迅学生增田涉说，鲁迅给周作人的孩子买的糖果，羽太信子都让孩子抛弃。

　　鲁迅也对三弟周建人说过，他偶然听到羽太信子对孩子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在制造了无数以怨报德的事例后，羽太信子终于逼迫鲁迅分灶吃饭了，这是她得逞的第一步。

　　1923年7月19日，“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在周建人被羽太信子从八道湾赶出10个月后，羽太信子向鲁迅下手了。永远没有人知道这个日本女人向丈夫吹了什么枕边风，这一天，周作人亲自手持一封外书“鲁迅先生”的信，并称：“以后请不要到后面院子里来！”

　　鲁迅想问个究竟，周作人避而不见。有研究者推测，是鲁迅偷看了弟妇沐浴才导致了兄弟失和，但周海婴对此说予以怀疑，因为据其时住在八道湾的客房的章廷谦（散文家）说，八道湾后院房屋的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何况按日本的风俗，家庭沐浴男女并不回避。至于真相究竟如何，已是文学之外的一桩无头公案了。

　　1923年7月26日，鲁迅“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30日，“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至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至此，鲁迅在八道湾11号共住了3年又8个月。

　　之后，这里就成了周作人及苦雨斋追随者“自己的园地”。北平沦陷后，周作人污伪职，后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关押，1949年1月被保释后重回八道湾11号，躲进清寂的苦雨斋品味苦茶，寻字觅句，直至终老。

　　据《鲁迅的门牌号》 薛林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