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淑穗是北京鲁迅博物馆(下文简称“鲁博”)建馆时期的亲历者，此后从1956年到鲁博从事文物工作，她在那儿一干就是36年，几乎经眼了鲁迅的所有文物。

　　初夏的一天，在丰台区一处寓所，记者见到了91岁的叶淑穗，她记忆力惊人，交谈中对鲁迅手稿陆续发现、保存细节、递藏始末等等，如数家珍。

　　鲁迅作品与文物的“活字典”

　　1956年，叶淑穗从部队转业，到正在筹建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叶淑穗印象很深，博物馆初建，馆里只有11个人。最初她分到陈列室工作，除了负责组织、布置展览，还要管卫生、管清洁，甚至管讲解。后来文物资料室负责人许羡苏看她工作认真细致，就把她调到文物资料室，做文物保管工作。

　　在叶淑穗的记忆里，“在最困难的年代，国家对鲁迅文物的保护也给了极高的重视。”刚开始文物库房条件简陋，但在当时已经算讲究的，库房是专门盖的，窗户都做了防盗设施。

　　但因库房盖的是平顶，一下雨就漏。上报文物局，局里批准改建。“这样，我们前后共建了四个文物库房。”叶淑穗说，当时盖库房就考虑到了防水、防虫、防盗、防尘、防火，甚至还考虑到要防原子弹，专门把一个库房建到了地下。

　　在鲁博的众多文物中，纸张是最难保护的，如何解决纸张潮湿发霉的问题，大家一直很头疼。从中央到馆里，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叶淑穗说她们当时从故宫调来一批楠木和樟木，比着文物的大小量好尺寸，到前门去找老师傅定做了楠木盒，盒的里面是樟木，这样又防潮又防虫。按文物的尺寸做盒子，摆放得很整齐、很讲究，“领导来看了都很赞赏，中央档案馆的人也来参观，很欣赏我们这种樟木和楠木做的盒子。直到现在，馆里都用这些盒子装鲁迅手稿。”

　　为了保管好鲁迅文物，叶淑穗不仅通读了鲁迅全集，还把资料室收藏的众多鲁迅藏书、手稿和各式文物，全都记在脑子里，渐渐成了鲁迅作品与文物的“活字典”。有一次，叶淑穗负责讲解，给鲁迅好友、翻译家曹靖华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曹靖华一有问题就打电话问她，她很快就能做出准确的回答。

　　每当发现了新材料，叶淑穗也会主动提供给专家、学者做研究，可她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的方法很“笨”，都靠手抄、靠脑子记。在鲁博研究员萧振鸣看来，现在不可能有像叶淑穗先生这样的人了，“她和鲁迅文物打了60多年交道，可以说毕生就做了保管并研究鲁迅文物这一件事。直到现在，馆里的年轻人遇到不清楚的问题，还会给她打电话。”

　　和许广平、周海婴交往颇深

　　叶淑穗坦言，那时候她既管文物，又征集文物，跟鲁迅同时代的人建立了联系。

　　还是在鲁博开馆前，有一次叶淑穗跟着许羡苏去许广平当时在北海公园旁边的住所。许先生自己搬出一个大箱子，将手稿一件件交给她们，并对每件手稿的经历做了详尽介绍。

　　许先生在介绍一页《表》的译稿时，向她们讲了当年萧红、萧军意外发现这个鲁迅手稿的故事：当时二萧上街买油条，小贩将油条包好递到他们手中时，意外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竟是一页鲁迅手稿！他们惊喜地写信给鲁迅并将手稿送还。“许先生还指给我们看手稿上残留着的几块油渍。那天，许先生还讲了很多鲁迅生前如何不在意自己手稿的事情。许先生回忆说，很多手稿都是她背着鲁迅偷偷收起来的，有的甚至是从厕所里发现后藏起来的。”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叶淑穗也是广东番禺人，她以前经常去许广平家里，有时候许广平还跟她说广东话，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叶淑穗还记得许先生向她谈起过，在鲁迅逝世以后，她和海婴搬到上海霞飞坊64号，她们母子俩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当时为保护大批鲁迅遗物，可谓吃尽了苦头。

　　让叶淑穗感佩的是，许广平将所有鲁迅文物都上交给了国家。“交文物的过程都很简单，她有时候打电话说，我这儿又发现了鲁迅的手稿，你们快来拿。我们就去了，像《鲁迅日记》等，那么有价值，就是这样拿回来的，没有任何仪式。”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对叶淑穗也十分信任，两人经常交谈。在周海婴那里，叶淑穗既是“秘书”，也是朋友。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信件，他便交给叶淑穗处理，有些人事信息需要问清楚，就打电话给叶淑穗，请她帮忙查找信息。许广平去世后，有时候家里的事弄不清，他便直接问叶淑穗：“我妈妈怎么说的？”

　　叶淑穗和鲁迅三弟周建人也有联络，并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周建人的女儿周晔整理周建人的口述《鲁迅故家的败落》，手稿最初写得比较乱，需要找人誊抄，周晔找到叶淑穗，叶淑穗自己忙，就让爱人帮她抄了一份字迹清楚工整的书稿。周晔特别感动，送了叶淑穗好几斤毛线作为谢礼，叶淑穗婉言谢绝了。

　　对鲁迅史料的讹误提出意见

　　很长一段时间，鲁迅手稿研究在业界热度很高，不仅学术界、博物馆关注，出版社也不断出版新书。但是一篇关于《新青年》的手稿，一些同志认为是鲁迅手稿，但上面的笔迹叶淑穗直觉和鲁迅的笔迹“有点不像”。虽然查遍了有关资料还找不到根据，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疑问。

　　当时很多人笑她，让她别说了，“1958年就定了是鲁迅手稿，百分之百就是鲁迅的。”她感到委屈，回家后也很难过。那时候她的丈夫痴迷篆刻，对文字很敏锐，他看了也觉得不像鲁迅笔迹，便安慰她：“他们不信，咱们就用笨办法，一个一个查。”夫妻俩查遍了当时《新青年》几位编委的手迹，又把这篇《新青年》手稿中的字与其相对照，全都找出来复印，生生把一台复印机都“印”坏了。

　　在逐一比对中，他们感到那手稿上的字与胡适的笔迹最相近。为慎重起见，他们又把胡适不同文本上的同一个字放大之后打印出来，再仔细看，写法一样！拿出这样有说服力的比对，很多人便无话可说了。得到确认，夫妻俩感到很欣慰。

　　叶淑穗为人、做学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她研究工作的重点方向是鲁迅手稿的阐释、解读，经常对鲁迅史料的讹误提出意见。她抽出一本精美的、影响力很大的书，书里夹着很多小纸条，她说那是她看书时做的勘误标记。“我觉得出版社应该以内容严谨为第一，而不是说把书印得多漂亮，像这里头一共有二百多处错误。有些是写错了，比如最早把《阿Q正传》介绍到苏联的是王希礼，这里面写的却是曹靖华。还有些地方不是把年代弄错了，就是弄颠倒了。”而最令她痛心的是，有些书直接面对学生，“只要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要说。”

　　叶淑穗担心，当没什么人再能说起当年那些不寻常的岁月，历史会渐渐被人们遗忘。她觉得自己接触了这么多事情，可以写更多的文章，“要说有什么遗憾，其实对于研究这块我是很遗憾的。我希望能尽力整理出更多不为人知的史料，给鲁迅研究界，给读者留一些东西，这是我的责任，也以此认为不虚度此生了。”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