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日至7月3日,“红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共计展出闻一多的速写水彩、书法篆刻、照片信札和三子闻立鹏的绘画作品260余组件。
在这场父子二人的作品展上,观众很容易便能察觉到一种传承的流动,看到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之外的“艺术家闻一多”。同时,从照片、信札和闻立鹏的画作与讲述中,人们还会看到闻一多作为一名父亲的形象,并惊讶地发现:最刚烈的勇士,原来有一副最柔软的心肠。
借一封封家书倾诉思念
“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小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比女人的心还要软。”
1937年7月15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后,闻一多在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中如此感叹。
半个月前,高孝贞带着长子闻立鹤、次子闻立雕回湖北老家省亲,闻一多同三个更年幼的孩子留在北平清华园的家中。信里的“小弟”,就是闻一多的三子闻立鹏。
平静生活被侵略者的炮火打碎。3天后,闻一多带着儿女和保姆赵妈匆匆南下逃难。
在武汉,闻一多与家人团聚没多久,就于同年10月独自前往长沙,担任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教授。此后,近一年时间,他与妻子儿女分隔两地,只能借一封封家书倾诉思念之情。
1937年10月23日,闻一多在深夜抵达长沙,当晚立即给妻子写信,对家里的5个孩子一一关心。
10月26日,他又给妻子写信,抱怨自己出门快一周仍没收到家信。“小小妹病究竟如何?我日夜挂念。鹤雕都能写信,小弟大妹也能画图写字,何不寄点来给我看看?”
10月27日,又修家书一封。
4天后的11月1日,又写信给妻子,“我现在哀求你速来一信。请你可怜我的心并非铁打的。”
11月2日,发出新一封信前,他收到妻子和长子的信,还有幼子闻立鹏和大女儿闻名的画,十分喜欢。给妻子回信:“你们都不会写信,真把我急死了。你看我几次回信是如何写的。家中的一切事,不管大小,或是你们心里想的事,都可以告诉我,愈详细愈好。”
孩子们的每封信都被父亲郑重其事地对待。他夸立鹤的信写得好,拿去给朋友们看,赚来一圈赞美。儿子们的信写得比从前更通顺、字迹也更整齐了,他高兴得“今天非多吃一碗饭不可!”
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由近300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3000里地前往昆明。
出发前,他在家书中提及上回离家时与儿女们道别的情形:“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
倾听孩子们的意见
1938年8月底,闻一多终于设法将家人接至昆明。此后,他们一家在昆明住了8年。
日常中,闻一多会郑重对待年幼儿女的书信,也会郑重倾听孩子们的意见。
有一回,闻一多的小女儿闻惠羽在家里闹脾气,被闹得心烦、无法工作的闻一多一反常态地打了女儿两下,结果被闻立雕质问:“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今天是我不对。”闻一多向儿女承认错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1945年,通胀严重,闻一多提高了自己治印的费用,被长子闻立鹤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沉默良久,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后来,常有人问闻一多的子女,闻一多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其实他没有所谓的教育过我。”闻立鹏说。他指的是那种手把手的教导,或者板起面孔的“你应当如何如何”。在闻立鹏的印象里,父亲也不曾对他们兄妹提过多少要求和期望,除了在给哥哥们的信中,说过一句“务必把中文底子打好。我自己教中文,希望我的儿子在中文上总要比一般人强一点”。
闻立雕也曾在文章中写过,父亲是寓教育于日常生活,身教多于言教,熏陶和潜移默化多于灌输。“例如,他要求我们每个孩子都要好好读书,而他自己只要没有别的事,放下碗筷就坐到书桌前,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天天如此。受他的影响,我们自然也就形成了看书写字的习惯。”
为国担当,为家担当。闻一多只需做自己的事,他走在前方的背影,便是对儿女们的指引。
没给子女们立下家规家训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拍案而起,即席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当天下午,他在回家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与其同行的长子闻立鹤扑在闻一多身上试图保护父亲,身中五弹,死里逃生。
这一年,闻立鹏15岁。
回北平后,闻立鹏进入北平四中继续读书,座位斜对面是两个上课玩手枪的国民党高干子弟。他不愿留在四中,遂于1947年背着母亲打好的行装,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进入北方大学美术系学习。
闻一多生前非常向往解放区,曾说过将来要把孩子们都送去那边学习。
“因为我是闻一多的儿子,老师、同学待我特别好。我在班里最小,大家叫我‘小弟’,对我百般照顾。睡地铺时,几个同学帮我铺好稻草,他们一边一个,让我睡在当中。”闻立鹏回忆。
“大家对我的另眼相待,包含着很深刻的感情,使我觉得身为‘闻一多儿子’这件事情,有着更重的分量。”在解放区,闻立鹏第一次用不同于儿子看父亲的目光注视闻一多,他开始更深人地理解父亲的其他身份,并在此后的漫漫人生路上,不断加深对父亲的认识。
闻一多生前没有给子女们立下什么家规家训,但闻家几兄妹似乎都有些共同的脾性和不言自明的准绳。
“要踏踏实实做人。做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闻立鹏将重音落在“人”字上,“始终坚信真理和正义,向好的靠拢,向好的学习。”
据《新华每日电讯》 王京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