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资本获得了喘息机会，经济呈现出上升趋势。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职业技术人才，然而当时国内的职业教育非常落后，“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成了当时学生就业状况的真实写照。

　　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总需要有人来解决。黄炎培、张謇等人，在时代洪流面前，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沿。

　　出国考察，黄炎培大受刺激

　　黄炎培在整个民国职业教育运动史上处于执牛耳之地位。1907年，黄炎培在家乡川沙（今属上海浦东)创办了浦东中学，自任校长。

　　该校在创办之始就以教育学生掌握实用技能为目标。1914年，因为不愿意为江苏督军张勋的母亲祝寿，黄炎培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务，深入民间考察教育现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对于当时国内教育的乱象，黄炎培在一次讲话中说：

　　中国读书人，顶怕用手，除掉写字和穿衣吃饭上茅厕以外，简直像天没有给他生出两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会分做两下：一是号称士大夫，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一是劳动者，是死用手老不读书的。好罢，吾们来矫正一下。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个并起（一）家来。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给民国教育家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1915年，中国实业界组团考察美国，就在这个考察团中，后来成为职业教育领袖的黄炎培以随团记者的身份出访。对美国25个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专门采访了爱迪生之后，黄炎培对美国科技的发达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美国考察之后，他感慨万千，深切体会到不能不以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

　　此时的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在国内实施职业教育了。

　　两年之后，黄炎培受到民国政府教育部委托，考察日本和菲律宾。这次考察对于黄炎培而言，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毕竟与美国在地缘上相距甚远，科技严重滞后于美国倒也不易伤了国民自尊，日本和菲律宾则完全不同，这两个国家都曾像中国一样备受西方列强侵略，也都在效仿西方国家推行社会教育改革，姑且不说日本正在迅速崛起为东方强国，就连一向落后的菲律宾也因为推行职业教育，使社会状况大为改观。这大大刺激了民国教育家们的自尊心，他们高呼“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推向全国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兴办职教，却被骂“文化之贼”

　　1917年5月，由黄炎培发起联络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张伯苓、蒋梦麟、严修等社会各界名流共48人，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发表《中华职业教育宣言书》，这被认为是黄炎培个人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标志。第二年，黄炎培在上海一片蔓草丛生的贫民区——陆家浜，创办了著名的中华职业学校，提出了“劳工神圣”和“双手万能”的口号，黄炎培别出心裁地设计以“双手万能”作为该校校徽。这所职业学校实行全日制职业教育，学习课程特别强调基本职业技能的训练，实习课程占据较大比重。中华职业学校从创办到新中国成立前，毕业生达到八千多人，这对推动当时国内的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后，国内掀起职业教育高潮。然而，职业教育是对学生生计问题而非传统的仕途问题的关注，这引起封建教育卫道士们的激烈反抗。一大批思想保守者攻击职业教育是“啖饭教育”“饭桶教育”，曲解这种教育的宗旨是“职业就是混饭碗”，甚至有人公然骂黄炎培是“文化之贼”。职业教育家们对菲律宾职业教育成功经验的宣传，更是引起部分人的愤恨，他们直接宣称黄炎培等人的职业教育就是一种让泱泱大国重新回到落后民族的“奴隶教育”。

　　1917年，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杂志（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上发表《职业教育谈》一文，声称倡导职业教育的宗旨有三：一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二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三是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耗尽家财，张謇探索职教路

　　其实，早在黄炎培等人在国内大声疾呼职业教育救国之前，眼光长远的江苏南通人张謇（清末状元、实业家)已经开始了实业救国的探索。

　　张謇的职业教育观念非常开放。由他实践的职业教育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需求的各个方面，除了农、工、医等职业学校以外，张謇先后设立法政讲习所、地方自治研究所、巡警教所、监狱学传习所、女工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伶工学社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通女工传习所和南通博物苑。

　　南通女工传习所创办于1914年，这是一所刺绣专门学校。就在这所刺绣职业教育所开课之时，学生们很激动地看到了张謇专门聘请来主持工作的清末民初著名刺绣大师沈寿。传习所以刺绣专业教育为主，附设编制杞柳、麦秆、织花、发网等女子职业技能训练。除了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之外，传习所还开设了国画、书法、音乐、国文等文化艺术课程。此前尊奉“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旧中国女性，终于在劳动职业上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她们在幽静的学校里学习、读书，其绣品不仅销往国内各地，在国际市场上也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国外的富商为了收购这一中国传统工艺作品，常常不惜重金。据说，沈寿的丈夫余觉在1915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之后，曾对著名画家颜文梁说，国外准备订购40万美元的绣品。

　　不幸的是，混乱的政局、凋敝的经济、腐朽的制度，严重制约了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经历了风风火火的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职业教育在登峰造极的1926年开始盛极而衰。到了后期，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连黄炎培亲自出面做工作，能找到工作的也仅五六人。

　　同样，张謇为了创办职业教育，也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一生节约勤俭的张謇，于1926年走完了辉煌而艰难的人生之路，身无分文地离开人间，其陪葬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以及两个装着张謇胎发和牙齿的金属小盒。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的职业学校，最终沦落到无职业可做，此时的民国职业教育已经走到了末路。

　　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