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季。回首我当年参加高考，与现在的考生相比，真是有云泥之别。

　　那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第一年。我当时是鄂西北大山里的下乡知青，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成天在生产队喂猪的我，想想高中毕业已两年多，学的知识早已还给老师，加上山里几乎见不到白纸黑字的书籍，于是就想放弃。但我又有些不甘心，好不容易向同宿舍的一位知青借了一本被他视为珍宝的《新华字典》，没日没夜地攻读起来，同时也凑热闹报了名。

　　根据政策，公社通知各生产队，给报名的知青放假，以便复习功课。

　　1977年11月，一天早上，公社派了一辆大卡车，将报名高考的知青集中送到几十公里外的一处考点。

　　说实话，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考题并不难，但对于我们这些上学时赶上“罢课闹革命”、之后又在农村苦干了两年多的知青来说，难度实在是不小。

　　好歹答完了所有试题，试题内容和考试细节都记不清了。

　　回到知青点，就开始填报志愿。

　　到了年底，公社在醒目位置张贴了“初选名单”，即为初步过线的考生名单——这个程序好像也与现在的高考不同。我所在的公社只有两人榜上有名，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那个得意劲儿，没法形容。

　　到了1978年春天，录取通知书来了。我一看，录取我的，居然是大山里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时不知天高地厚，因为喜欢看书，所以报的都是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的文科专业。结果却是这么个学校！由于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开始我并不想去报到，想再复习一年，参加下一年的高考。

　　然而，架不住父亲的逼迫，我只能前往学校报到。

　　奇葩的是，到了师范学校，居然得到通知，说学校今年没有中文专业，只有物理和化学两个新专业。如果实在想上中文系，只能插班到1976级中文系，与过去靠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一起学习。想来想去，我并不想跟那些“工农兵”学员为伍。于是，咬咬牙，同意到化学系上学。

　　更奇葩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同学，可谓老中青少“四代同堂”。记得同学中年纪最大的是“大老王”，当年57岁，还有一位老李55岁，前者是工厂的工人，后者是农村的民办教师；中年人就更多了，当年都是40来岁，女的居多。当年班里有一位女同学，就是带着孩子来上学的。我们班长也是40来岁的中年人，上学前是一个公社生产大队的大队长；说到“青”，基本上就是指我们这帮下乡知青，当时都是20岁出头；至于“少”，指的是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年纪多在十五六岁左右。就这样，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同学们汇聚一堂，听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高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