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告诉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去英国建馆是到帝国主义的心脏里去了，“那是一个孤岛，要准备在那里坐冷板凳”。

　　早在1950年1月，英国就不顾美国的反对，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但“只做了一半”(即未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国、在台湾淡水还保留了“办事处”)，因此中国没有同意交换大使，只同意交换代办，属于“半建交”状态。

　　宦乡板凳坐得八年冷，既是一位冷静锐利的观察者，也成为孤岛中的联结者。

　　“有何新闻？”

　　1954年10月下旬，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首批工作人员抵达伦敦。

　　初到英国，代办处包括宦乡在内只有三个人会说英语，其他人大多没有外事工作经验。他们很快尝到了“坐冷板凳”的滋味。一位英国官员当众讽刺：“没想到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居然不会说英语！就这样还要访问英国？”宦乡反问：“请问贵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会说中文吗？”

　　宦乡总是对见到的英国人说：“让我们相互了解。”他把去商会演讲的机会当作向英国人介绍中国的突破口，只要有想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向他发出邀请，他有求必应。一些大学生组织和地方性社团也向他发出邀请，他不仅亲自去演讲，还鼓励代办处的其他外交官也出去演讲。他还主持召开了系列座谈会，请来英国专家逐一介绍英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延续了四年之久。“冷板凳”慢慢焐热了。宦乡经常在英国商会和国内外贸部门之间穿针引线。在他任内，中英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年贸易额达到了两亿美元。

　　当时英国是世界各国中外交使团最多的国家，有一百多位大使、公使、领事等。伦敦外交活动极多，且多是以各种宴请的形式进行，如互请到家中做客、鸡尾酒会、周末宴会、下小馆、郊游等。在伦敦外交圈，见面问候之后的第二句话通常是：“有何新闻？”

　　在1964年中法建交之前，驻英代办处是新中国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唯一外交机构。外交部给代办处提供了一个可来往的“白名单”。

　　宦乡发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使节之间的定期研讨活动，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这项活动在他任期内从未中断，大受欢迎，也让他在驻伦敦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团中声望高涨。

　　代办处工作人员最初不知如何安排沙龙活动，尤其是不知该如何招待外交官的夫人们，在宦乡指导下很快熟门熟路。他们特地准备了很受欢迎的古巴雪茄款待贵宾，平时不抽烟的宦乡也会手夹一支雪茄，和客人谈笑风生。

　　“判断是要害”

　　宦乡不断把调研结果写成报告发回国内。他常说：“外交调研，判断是要害。”

　　他会将与各国外交官及英国各界人士的谈话和聊天内容记录下来，每天要读二十多份当地报纸，将有价值的内容剪贴归类。他经常组织内部研讨，由他提出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没有外事活动时，他会在晚饭后外出散步，碰到谁就拉上谁一起，边走边聊。

　　戴高乐1959年1月就任法国总统后采取了强硬的内外政策，因此东西方阵营都不欢迎他。但宦乡分析后认为，法国正在其领导下建立更加独立的民主制度，“将会改变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国应尽快与法国建交，实现对西方外交的重大突破。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并积极推进中法关系。1964年，法国成为首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宦乡密切关注着英镑走势。他深谙汇率变动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仅在1958年就三次准确预测了英镑走势。

　　1960年，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英镑将大幅贬值，国内主管部门打算将存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英镑兑换成瑞士法郎。那是中国当时拥有的外汇资产的近一半，是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全部外汇结余。宦乡坚决主张不应兑换，否则损失太大。他说：“如我判断错误，使国家受损失，我愿意受党纪处分。”

　　国内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英镑也果然没有贬值。此事让他在英镑问题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几年后他成了中央成立的一个专门研究汇率问题的经济小组的成员。

　　“死犹未肯输心去”

　　1962年秋天，宦乡在担任驻英代办八年后奉调回国，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据宦乡的秘书张宏喜回忆，宦乡是学者型干部，没有官气，他每天要阅读大量材料，很多文章都是自己写，重要讲话稿都由他来定稿，一经他加工水平就明显不同。

　　1976年5月，宦乡启程再赴欧洲，任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兼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1978年1月，宦乡突然接到调令，要求他在1月底前回国，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此前他曾听到传言，说外交部需要一位“笔杆子”，此人非他莫属。

　　宦乡复电，希望延期至2月中旬至月底，并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新的任命，“切望能为国家起一点耳目作用”。他收到回电，同意延期，但依旧要求他履职，他则复电再次表达了要当“耳目”不当“笔杆子”的想法。

　　1978年3月10日，宦乡在复杂的心情中结束任期，登上回国的班机。回国后，每隔几天，就会有人以组织谈话或私下沟通的方式要宦乡改变主意，但都没有奏效。

　　1978年4月1日，宦乡给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写信，恳请免去任命，以便专心从事研究工作。5月下旬，他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副组长。

　　那几年，宦乡接到了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大量邀请，频繁出现在公共讲坛上，从内部建言者变成了公开演讲人。他经常一个人拉着行李箱，四处奔波。

　　阮虹197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她告诉记者，那时候宦乡的名字风靡大学校园，他作国际问题报告时一座难求。

　　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的阮虹应宦乡家人之邀，2015年成为《宦乡往事》的执笔人。在采访中她了解到，宦乡一生特立独行，只求用自己的学识为国效力，别无它想。他为人坦荡，敢于直言，因此冲撞了不少人，但同时他又老辣务实，善于用人，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很精明。他在国外工作时间长，视野开阔，能敏锐察觉到长期封闭的国内存在的问题。

　　1987年底，朱镕基率中国代表团赴夏威夷参加太平洋论坛会议，宦乡是代表团顾问。朱镕基回忆，两人朝夕相处，经常促膝深谈，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1988年，宦乡患肝癌在上海住院治疗，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多次前去探望，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

　　在1994年为《宦乡文集》所写的序言《心里的话》中，朱镕基用饱含感情的笔墨写道，自己与宦乡相识相处的时间不长，相知却比较深。宦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许多问题都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在世界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知名学者聚集一堂的国际会议上，他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辞严义正，可以说是个十足的“洋派”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始终保持着勤俭朴实的淡泊作风。在宦乡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有一种“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的气概。纵观宦乡的一生，他确实是敢于说真话，从不说假话，为了坚持真理，虽九死而无悔，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1988年7月26日，宦乡做完手术后，住进了特别监护室。他病重时总是让家人拉开窗帘，想看看窗外的天空、树枝和小鸟。1989年2月，他在病房中离世。据《中国新闻周刊》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