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

　　1949年入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后，钱学森的声誉几乎可以与学术泰斗冯·卡门相匹敌。与冯·卡门一样，他身兼数职，既是科学家，又是教授，还是管理者。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试射原子弹成功，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钱学森的命运之舟也随之摇摆。

　　1949年5月，钱学森收到了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共产党员曹日昌教授的一封信。他虽然与钱学森并不熟识，但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向钱学森发出了热情邀请：“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钱学森也收到了父亲的信：“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其实，不必父亲提醒，钱学森也明了，在美国的一切都是“为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他曾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

　　不过，他刚接受了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一职，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美国迅猛发展的火箭项目也让他痴迷，他相信，有朝一日，能将人类送往太空。

　　就在此时，美国政府的一个举动，让他下了回国的决心。

　　1950年6月6日，联邦调查局特工找上了钱学森。他们的来意很简单：审查钱学森是不是，或是有没有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他们宣称，20世纪30年代，与钱学森过从甚密的好几个人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钱学森的名字也出现在一份1938年的党员名单上。钱学森否认了所有“指控”，也拒绝出卖朋友。

　　同一天，美国军方正式吊销了钱学森的涉密研究许可证。喷气推进实验室90％的项目都属于保密范畴。吊销涉密许可证，意味着不再受信任和无法开展工作。

　　6月16日，钱学森称，“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接下来唯一能做的最绅士一点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

　　“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

　　钱学森于7月29日将回国的决定通过信函的形式通知了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决定于8月23日举行听证会研究钱学森的问题。虽然涉密许可证已无足轻重，但钱学森认为“要回国，就要正大光明地回，不能悄悄地离开”，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是飞了趟华盛顿。

　　在华盛顿，钱学森拜访了曾经的好友、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想借助俩人的交情从中疏通。

　　对老朋友，钱学森含泪倾诉了遭遇的不公。金贝尔在“二战”时还是力捧钱学森的“粉丝”，但一听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立刻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反复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

　　在金贝尔的运作下，听证会延迟，钱学森的华盛顿之行一无所获。与金贝尔会面后，钱学森就急急地赶回洛杉矶。谁想到，美国移民局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侯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愤懑，美国移民局动作如此迅速，显然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

　　被限制出境后，钱学森取消了回国机票，请求托运公司将发出的行李包装箱追回来。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去华盛顿时，他的行李已被海关扣押了。海关发现行李中的一些文件上标有“保密”的字样。

　　很快，美联社和合众社将消息散播到全美各地的报纸上，钱学森一下子从科学家变成了“间谍”。

　　“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钱学森在一篇交给媒体发表的声明中写道，“打包前，我仔细核对了我的个人物品，将带有涉密性质的材料都剔除出来，并将它们锁到了我办公室抽屉里，将抽屉钥匙交给了同事。”

　　为了审查行李，美国政府花了3天时间把这些文件制成了12000张微缩照片，仅是“钱学森图书馆”收藏的行李目录就足有26页。

　　然而，反复技术鉴定后，军方发现那些有“保密”字样的文件大多数已经解密或者降解，有的是出自钱学森之手。一些部门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不错的个人资料库，但对国家安全构不成什么威胁。

　　“我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

　　1950年9月6日下午，最坏的事情发生了。移民局派出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在被带走的那一刻，钱学森显得十分平静，他转身对妻子蒋英说：“我跟他们走，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没想到的是，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竟然被遣送到离洛杉矶有数十英里之远的特米诺岛上，在拘留所里，遭受了毫无人道的折磨。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敲击金属栏杆，让他没法休息。

　　当蒋英去看望丈夫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点头示意”。17天的拘禁中，钱学森竟然减轻了15磅（约13.6斤），甚至出现了幻听。后来经多方营救，在缴纳了高达15000美元保释金后，钱学森出狱了，他讽刺道：“相比一般绑架者开口勒索1000或2000美元的赎金，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

　　从特米诺岛被保释后，案件并没有因此终结。

　　1951年4月26日，美国移民局做出决定，钱学森被判定为“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因此必须被驱逐出境。但后来又给这个驱逐令加了个条件，“驱逐决定需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这种“驱而不逐”的状态，被美国媒体称为“一个悖论”。一方面，移民局根据国家安全法，做出了驱逐决定；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也有禁令，不得放走那些技术背景可能为敌国所用的外国人。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竟然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伤害力简直是指数级的增长。

　　钱学森实际上是被软禁了。他的生活圈子急剧缩小，不能再接触任何保密工作，和以前的朋友同事都得保持距离，以免他们受到牵连。他还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围不得超过洛杉矶市边界。每个月，他都必须到洛杉矶移民局报告一次。移民局附近有一家咖啡馆，钱学森总会在那里品味苦涩，聊以心灵上的安慰。

　　“我要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

　　1955年6月，在小贩送菜的菜篮底下，钱学森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画报，上面有毛泽东和国家领导人齐聚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照片。在照片中，钱学森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陈叔通。

　　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看到多年未见的熟人，钱学森眼睛一亮：为什么不写信给太老师，把自己的境遇告诉他，请求中国政府帮助自己返国呢？

　　“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钱学森写的这封信情真意切。为了确保寄出，他让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的笔迹书写信封地址。蒋英后来回忆说：“我们开车到一个黑人最多的超市，悄悄把那封信塞到邮筒里。果真，这封信寄到了比利时我妹妹那里。妹妹又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赶快就把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赶快将信转给周总理。”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与蒋英的口述稍有出入：陈叔通并没有直接交给周恩来，而是转交给自己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接着，中科院另一位副院长张稼夫代表中科院致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7月21日陈毅做出“想办法”的批示，8月7日外交部在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王炳南的电报中，要求他在次日举行的会谈上运用“关于钱学森的例子”。

　　这封信是争取钱学森回国的关键一环。周恩来在评价大使级会谈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据美方档案显示，此时，美方达成了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性意见。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态说：“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美国国防部还给出了书面报告：“二战以来，约有五千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有110名学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国安全的信息。在这110名学生中，除两名同学外已全部释放……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不久，美国移民局就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

　　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克里富兰总统号”，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在甲板上，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美国，钱学森答：“我不会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据《北京日报》 孙文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