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摧毁了原本的交通动脉、截断了铁路与航运。但对身在后方的芸芸众生而言，该出的远门还是要出，该探访的亲戚还是要去，更不要提富贵险中求的商人和出公差、赴新任的公教人员。大量流动的人群，压向远没有那么大接待能力和那么多设施的后方，促进了客运、住宿、餐饮的发展，也留下了不少独特的衣食住行回忆。

　　困难行

　　全面抗战中期，大后方民用航空还在勉力维持，从缅甸或越南经昆明至重庆的航班，几乎是唯一的对外管道。票价高昂、一票难求自不待言，即便买到了票，也不一定能准时搭乘上飞机。

　　那时的民用航空原本就容易受天气影响，加上日本飞机袭扰，并非每天都有航班。旅客买票后，航空公司将名字排进候乘名单里，根据每天的实际情况依次通知。航班类似火车一样分段售票，但不时有人买了半程，抵达目的地却拒不下机，要坐到终点再补票。有时航班几日不能成行，起飞时就装满客货，中途降落只为加油，那些中途要上机的旅客只能顺延排队、望机兴叹。

　　1941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从昆明前往四川、重庆公干，好不容易买到3张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但当天飞来的“南京号”飞机超载，昆明的乘客无法尽数上机，只有梅贻琦一人成行。6天后，罗常培已经排到了第一位，却又因一名官员插队，他被挤到了后面。又过了6天，来的飞机在昆明可以上10名乘客，郑、罗两人才得以到重庆和梅贻琦会合。

　　这还只是排队难，毕竟人是安全抵达了。抗日战火下，民用航空除了原本的事故风险，更“难走”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生死关。1938年8月4日，中航“桂林号”飞机从香港飞重庆，途中遭5架日机扫射，迫降于广东省中山县境内，1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有14人遇难。

　　坐飞机如此危险，搭乘火车同样不轻松。抗战步入相持阶段，国内铁路干线所在区域多已沦陷，陇海铁路郑州至宝鸡一段成为仅存的干线。但日军在1938年3月占据了山西南部的风陵渡，架设火炮隔着黄河轰击陇海铁路往来列车，对面的潼关一段成为最危险的道路。火车抵达潼关前，往往停车等到天黑，关闭一切灯光后加速通过，以求降低日军炮火的准头。

　　相比之下，搭乘汽车好像更安全一些。身处后方，除了日军空袭、土匪打劫，似乎没有其它“天敌”存在。但是，资源紧缺之下，民用车辆往往过度使用、凑合维修，半路抛锚是家常便饭。影响旅行的不仅有车，还有路。当时大部分公路只是夯土道路，不但暴土扬尘，在连日雨水作用下还会坑陷、崩塌，使车辆陷入危险之中。

　　艰苦住

　　有行有止，住宿是旅行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乏从大酒店到小旅馆的各种宿处。但后方县份本就闭塞，没有什么现代旅馆。当抗战期间这种现状与压缩到后方、又见过世面的旅人碰撞，留下的记录就丰富了起来。

　　粤军名将蔡廷锴在战时后方的旅行经历，可为当时的住宿条件做一个注脚。1942年末，卸任粤桂边区总司令一职的蔡廷锴，计划从广西出发前往云南、贵州一游，再到重庆。蔡廷锴有小汽车可搭，行不是问题，但当他离开广西进入贵州，住的问题立刻凸显。

　　“至夜深一点钟，尚未入眠，跳蚤又光顾，臭虫频频来犯，周身不适，痛痒非常，不得已起来与之周旋，但房中之灯光如豆，待翻开被窝，在咸臭的棉枕下，蒙蒙地看见一群臭虫如蚁附膻，毛骨悚然，结果使我避之三舍，将我所带小毡铺在地板而睡，稍觉安眠。”这家位于桂黔两省交界的“华侨旅社”条件如此恶劣，以至于表针指向6点，蔡廷锴就跳起来催促司机出发。

　　旅程最恐怖的一夜，发生在四川綦江县的东溪镇。蔡廷锴回忆，晚上十点开始，“尚未入睡，老鼠结队而来，好似大军出阵一般……起来燃着油灯，数次将其驱逐。但鼠也有它的游击战术，我一动，它则隐藏，不久又来骚扰”。蔡将军无可奈何，僵持到半睡半醒间，油灯灯芯都被老鼠拖走了。

　　蔡廷锴选在冬天出行，住宿时还只是臭虫、跳蚤、老鼠骚扰。前述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一行三人赴川渝公干，选在5月出发，6月才成行，在最热的季节旅行了三个月，住的痛苦可想而知。

　　最难受的是热。罗常培写道，即便住在泸州第二十三兵工厂通电的宿舍里，以当时属于先进事物的电风扇吹到晚上12点，“还是热得睡不着觉”。

　　酷热之外，打扰睡眠的还有蚊虫。梅贻琦的日记里，常有旅途住宿时被蚊子打扰的记载。“帐中忽现蚊子，起坐捕打，打死后又有来者，打四五个后已疲乏，只作不闻，渐渐入睡”，“帐中捕得饱蚊二个，打得两手殷红”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战时后方也有认真经营的旅馆，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中国旅行社在各地开办的招待所。中旅在西南后方开办了多处旅行社，派遣精干员工悉心经营，很快成为后方旅行者交口称赞的品牌。梅贻琦一行对泸州蓝田坝中国旅行社的评价不低，“这里房间清洁，招待周到，定价低廉，比旁家旅馆好得多了”。到了叙永，又发现这里的中国旅行社“铺着地毡，摆着藤椅，亦堂皇，也雅致，简直不像是僻处川南的内地样儿”，罗常培如此评价。

　　勉强吃

　　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后方，旅行已然不够便利，路上如何填饱肚子，还不拉肚子，更成了件要紧事。

　　全面抗战初期，吃本不是问题，尤其是对有能力长途旅行的官员、学者来说，口袋里的薪水足够支撑生活。历史学家郭廷以回忆，“四川物价低廉，一块钱可以买八九十个蛋，招待客人花几毛钱就够了”。

　　后来物价逐渐上涨，梅贻琦一行在重庆吃一顿烤鸭，就花去70元。蔡廷锴在广西吃两碗粥，花掉7元，还感慨比战前物价上涨十倍有余。此后，物价暴涨，郭廷以说“伙食也差了，最差时买的米、面粉都不好，还有长虫的，很难下咽”。

　　不过，旅途上价格不重要，关键是要有的吃。梅贻琦一行在泸州，可以吃到鸡丝粥、火腿蛋、面包、红茶的早餐组合；在成都，饱尝过江豆花、甜咸烧白、豆瓣鲢鱼等川味。在路上碰不到好饭馆，也能“喝些稀饭，吃点肉面”。但待到汽车抛锚时，只能找到村民买米，虽然村里“几间茅屋脏得不堪”，饭也煮得半生不熟，但好歹有的吃。

　　比起天府之国四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就更逊一筹。海军在抗战时大举迁入贵州，出差到黔的海军军官郑天杰发现，盐在当地极为珍贵，市场上都是按两来卖。餐馆里面做饭，厨子在烹调完毕后，拿着岩盐块沾一下，就算是完成调味了，这让留过洋的郑天杰大开眼界。这样做出来的菜，当然不好吃。

　　伴随着困难的行、艰苦的住和勉强的吃，万千旅人在战时大后方穿梭行走，他们在日本侵略的压力下坚持着工作和日常，支撑着中国人迎来胜利曙光。据《同舟共进》 王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