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过程中，各方势力角逐博弈，纷纷将金钱作为筹码，互相收买，演出了一幕幕可憎可笑的闹剧。

　　国民政府临时抱佛脚

　　1931年，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然后企图建立傀儡政权，以达到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经过权衡，选中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决定以之作为“元首”。11月2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亲信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游说溥仪。

　　土肥原一到天津，国民政府就掌握了他的行踪，得知其与溥仪会面，顿时紧张起来。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想到了关东军利用溥仪的可能性，但当时溥仪被日本人控制在天津的日租界内，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十分冷淡。一方面，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废止了辛亥革命中临时参议院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另一方面，1927年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寝，也未妥善处理，溥仪因此衔恨在心。“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急于示好，通过宋子文联系了曾做过溥仪英文教师和顾问的庄士敦，希望他出面沟通，但庄士敦拒绝帮忙。此时得知土肥原面见溥仪，蒋介石立即派人前去面洽，以金钱为诱饵，向溥仪伸出了橄榄枝。

　　1931年11月4日，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来到天津，向溥仪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条件：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支付优待费，并提出了两个支付方案：或者一次性“买断”——付给一笔整数；或者按月支付。如果选择前者，请溥仪开价，以便商酌；如果选择后者，国民政府将每月支付2万元，交换条件是溥仪不与日本人合作并移居上海或国外（不含日本）。为了消除溥仪的顾虑，高友唐甚至主动做出了由外国银行担保的承诺。

　　但正像俗话讲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样做不仅不会有效果，反而勾起了溥仪的新仇旧恨。他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虽然溥仪说得很决绝，但高友唐还是做了一番劝说。据溥仪后来回忆，他认为蒋介石“是专门欺软怕硬的，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况且，“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东北呢？”在这种情况下，高友唐的劝说自然不会有效。

　　11月10日傍晚，溥仪乔装改扮后，在日本军人护卫下离开天津，潜往东北，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熙洽烧香找错了庙门

　　溥仪被驻天津日军用汽艇送到大沽口外，然后换乘日本商船。溥仪是孤身前往，随身携带了手枪和一些体积不大的珍玩，还没抵达东北，手枪就送给了同船的日本浪人，珍玩也让船长拿去“代为保管”。所以，当他在营口港上岸时，用“身无长物”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几天后，溥仪的随从自天津赶来，除了带来了衣物用品外，并没有带来多少现金。溥仪先住在汤岗子（今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镇)，后移居旅顺，一行人的吃、住行均由关东军负责。虽然生活没有问题，但对习惯于一掷千金的溥仪来说，还是感觉不便。

　　不过，窘迫的日子没过多久，吉林的熙洽就给溥仪送来了大笔的现金。熙洽是满洲正蓝旗人，其先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弟弟，清末官派到日本学陆军，回国后民国建立，服务于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事变发生后，由于吉林省军政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为父亲治丧，群龙无首，熙洽自作主张，投降日军，宣布吉林“独立”，并谋求清朝复辟。

　　熙洽向溥仪送钱，有着现实的利益诉求。此时关东军密谋建立傀儡政权，“元首”当然非溥仪莫属，但“总理”一职尚无着落，熙洽觊觎的就是这个位置。据溥仪回忆：“熙洽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

　　应该指出，熙洽到溥仪这里花钱买官，纯属烧香找错了庙门。溥仪空有一顶皇帝的高帽，却仅是关东军手中的招牌而已，日本人根本不拿他当回事，至于“总理”人选，从未征求过溥仪的意见。溥仪自幼做皇帝，对臣子的供奉早已习以为常，收到贿款后，顿时感觉腰粗气壮，开出了详细的购物清单，让随从去大连市购买，至于熙洽的“总理梦”，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日本人给溥仪开出“年薪”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来到旅顺，向溥仪通报了日方的意见：建立“满蒙自由国”，或名为“满蒙共和国”，推举溥仪任“大总统”，任期7年，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改“总统”为“皇帝”。溥仪顿时火冒三丈，坚持要复辟清朝，反对取消皇帝称号。板垣征四郎反唇相讥，双方争执激烈。之后，溥仪宴请板垣征四郎并赠送了古董珍玩，这无疑是想争取回旋的余地，满足自己当皇帝的夙愿。

　　当初关东军诱骗溥仪潜往东北时，承诺实行帝制，对溥仪复辟清朝的愿望也未加反驳，此时不但不兑现诺言，反而要建立“共和国”，所以溥仪难以接受。其实，关东军此举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因为共和制是体现多数人意志的一种政体，这与关东军宣称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谎言合拍。当然，板垣征四郎收礼后也做了疏通，最后关东军为了照顾溥仪的情绪，决定“国号”中不出现“自由”“共和”之类的字眼，使用较为笼统的“满洲国”称谓，另外，元首也不叫“大总统”，改称“执政”。

　　1932年3月6日，溥仪在关东军安排下离开了被软禁三个多月的旅顺，乘火车前往长春出任伪职。途中，板垣征四郎拿来一个简短的文件，请溥仪照抄一遍。文件的内容是将“满洲国”的治安、“国防”委托给日本并负担相关费用；“满洲国”任用日本人担任官吏，具体人选由关东军指定等。其实，溥仪已是笼中之鸟，但关东军仍不放心，一定要他留下字据，而且特意强调落款时间不能写当日，因为此时溥仪尚未就职，所以要押后注明“大同元年三月十日”。附带指出，所谓“大同”是伪满洲国的“年号”，其以1932年为“大同元年”。

　　溥仪踌躇了一会儿，让随从人员执笔，写好后自己签字盖章，然后交给板垣。板垣检查核对后，让日军士兵拎来了一个沉重的皮箱，放到溥仪面前，说这是关东军的一点心意，一共20万日元。这是溥仪卖国的第一笔收入。还应指出，关东军支付给溥仪的卖国酬金，并非一次性买断，溥仪到长春担任伪满“执政”，年薪50万元，后来改行帝制，升至80万元，此外，每年另给80万元，用作宫廷的日常运作开支。

　　据《同舟共进》 喻大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