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实施高校内迁计划，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湖南长沙，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为核心。同月，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由是，平津两城的知名学者纷纷动身，南迁长沙。

　　闻一多“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

　　从7月16日开始，国民政府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等知识界著名人物分批前往共商国是。在庐山参加谈话会后，因时局紧张，原本打算返回北平的他们便来到南京，决定在此多逗留一些时日，待机而动。

　　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谕梅贻琦，“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南迁已成定局，梅蒋张三位校长再回北方，要等到8年以后的1945年了。

　　与此同时，平津两城的许多著名学者也纷纷动身南下，躲避战火。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是“七七事变”后最早一批南下的学者。清华教授每服务满5年有一年休假，1937年夏天恰逢闻一多休假伊始，他计划回湖北老家安心读书。7月15日，他给先行回鄂省亲的妻子写信，说计划在三日内动身。同日，为应不测，清华提前发薪。7月19日，闻一多带着子女和女佣赵妈赴天津，走津浦铁路赴南京（平汉铁路已不通），再转武汉。在正阳门火车站，闻一多遇到了曾经的学生臧克家，臧问他：“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了什么？”

　　闻一多的清华同事、地学系教授袁复礼也是这一年轮休。因为轰动全国的西北科考，“发现恐龙的袁先生”在清华相当有名。这一年他准备去美国考察，“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他的几个箱子都已经托运了，”袁复礼的女儿袁刚说，“‘七七事变’以后，我父亲赶快跑到天津把箱子截回来，说我不去美国了。”七七事变这年袁刚4岁，刚刚有记忆，她还记着几个画面。画面一：天黑黑的，下雨，她躺在床上，听到爸妈起来了，在那儿叨叨：这是打雷还是打炮？画面二：日本飞机在清华园上空飞，大家都疏散到科学馆地下室。说是地下室，其实是半地下室，高高的有窗户，上面都用报纸条打了叉，据说这样被炸后不会爆裂。晚上不许开灯，大家都拿棉被铺在地上睡觉。袁刚挺开心，她可以在地上翻跟头了。

　　避难时袁刚已经不记得有父亲在了，都是母亲在管他们，“为什么呢，他得跟学校走啊，学校里有些该收拾的东西他也得整理”，当时她的大弟弟一岁半，小弟弟一个月不到，全靠母亲和保姆两个人。袁复礼离开北平之前给家人拍了张合影，后来袁刚母亲带孩子南下奔赴联大，途经越南，就是用这张照片办的集体护照。

　　黄钰生抢救出了24串钥匙

　　7月28日夜里，日军炮击南开，留守学校的南开大学秘书长、哲教系教授黄钰生带领留守人员乘小船行驶到稻田中躲避。黄钰生毕业于清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时是学校的风流人物，年年夏令营都参加，连续两届演讲比赛第一。后来也到芝加哥留学的闻一多说他这位外形俊朗的湖北老乡“是个cynic（愤世嫉俗者）”，其实，cyn-ic形容闻一多自己可能更合适：他在美国换了3所学校，总是带着愤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当时的闻一多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后来著名的《七子之歌》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完成的。

　　7月29日一早，黄钰生带教职工3人，学生5人，冒险回校巡视，不料炮火又至，师生避入地下室，一枚炮弹从屋顶直穿入地窖，幸未爆炸。躲过一劫的他们冒着炮火，抵达南开大学位于租界的临时办事处，此时黄钰生浑身泥水，一脸烟尘，满头乱发，眼镜架只剩下一条腿拖在耳际，手中提着24串钥匙，其中一串是他自己家的，其余都是各院室的。

　　南开被毁后，黄钰生写信给太太梅美德，告知家中什物已荡然无存，这位黄钰生在芝大的同学，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的女子回信：“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若校产毁而私产存，就可耻了。现在你有我，我有你，还要什么？”8月中，黄钰生经海路赶赴南京，把那些钥匙——现在它们仅具象征意义了——交到张伯苓手中。

　　拿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是湖南人，曾国藩的曾侄孙。他热爱旅行和写作，1936年6月自筹经费率领“北大化学系赴日参观团”对日本进行科学考察，彼时他已经注意到了“民治主义在日本的没落”，他写道，日本一般民众对军部统制一切的现象似乎很满足，在京都、大阪等城市，从中国东北调回的日本侵略部队受到民众满街欢迎。1937年7月，曾昭抡受邀前往庐山，参加国是谈话会，随后沿江而下，到上海迎接留英归来的夫人俞大絪，住在虹口。8月12日夜，朋友打电话来，说日本人马上就要登陆打仗，虹口是战争区，不能待下去，第二天曾昭抡就和夫人搭火车去了南京。

　　藏书被毁让赵元任睡不着

　　曾昭抡抵达南京当天，“八一三事变”爆发，历时3个月、惨烈的淞沪会战由此拉开帷幕。也是8月13日这一天，杨步伟把抱病的丈夫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和大女儿赵如兰送上了南京开往汉口的“太古号”客轮——因为船票紧张，杨步伟只能和三个小女儿留在南京，继续等票。赵元任走之前和妻子商量，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是好？想来想去，结论是钱买不到的东西最要紧。杨步伟把丈夫记了31年的日记，还有从相册上撕下的4000多张照片，包了7小包，第二天在邮局排了7小时的队。

　　从8月15日到17日，南京天天都有日机来袭。政府强制购买民众存储的汽油，杨步伟卖掉家中汽油，半送半卖剩下的米面，连同中研院发给赵元任的部分薪水，凑了900元，8月19日带着女儿们登上了去汉口的轮船。走前一天，胡适来了，说他的太太也许不久会到南京，到时可否借住？杨步伟说，自然没有问题，就把被单全部换了，床前桌上还插了一朵玫瑰花才走。

　　船到汉口，转火车到长沙已是8月24日，一家重新团聚。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此前已给清华和中研院租了圣经学院，大部队未到，杨步伟和赵元任一家就暂住了几天，后来又转到警察厅长的楼上居住。不多久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们陆续抵达，大家在长沙又热闹起来，赵元任家是聚餐地之一，有一天大家合买了一只火腿，正准备煮来吃，从南京来的新华银行经理徐振东来了，带来一个坏消息：赵元任家的两栋房子都中弹烧了。晚上赵元任到半夜睡不着，说他那么多藏书没了，杨安慰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将来我一个钱不乱用，有钱先买你的书好了。把赵元任给说笑了。

　　据《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杨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