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之家，他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毕生热爱各类文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开国总理，更是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使许多文物能够得到抢救、修复，得以流传给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坚决反对拆除故宫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在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也持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故宫是封建剥削的历史遗物，中共的使命之一是推翻封建主义制度，对故宫没有必要保留，更不应对它进行修缮。苏联专家也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官的位置。

　　但是，拆除故官的意见受到以建筑专家梁思成为代表的许多干部的反对，北京市民中也有很多人反对拆除故宫，双方争执很激烈。梁思成虽然已经是中共党员，但毕竟不是主要领导干部，他的话所起的作用没那么大，而且他还因此事受到批判。其他主张保故宫的人也就不便于再说话了，故官危在旦夕。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力主保住故官。他明确支持已受到批判的梁思成的意见，说：“我们反对封建主义，根本的是推翻封建压迫制度；我们除掉封建思想，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进步，不在于拆除一座宫殿。故官是古代建筑的典范，保留下来，可以供人民参观嘛！”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赞成周恩来的意见。这样，新中国成立之初拆除故官的意见被否定了。

　　但是，1952年，在讨论修建中央办公大楼时，一位中央高级领导人提出了拆除故宫建中央办公大楼的方案。这位高级领导干部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大楼？对此，周恩来不能不慎重对待，他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拆除故宫，说：“我们建中央办公大楼，不一定非要建在故宫里；故官有它在建筑史上的特殊地位，我们国家这样大，总能放得下一个故官。”另一方面，他主动在许多高级干部中做说服工作，拆除之议总算暂时搁置。

　　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紧张，要拆除故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见此情况心中着急，便去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之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陈述了不能拆除故宫的理由，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正是在周恩来的力主下，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干部才统一了对故官建筑保护的看法，确定了保护这座古代建筑精品的原则。按此原则，1959年北京市开始实施太和门及前三殿的油饰彩画工程；1960年实施东北角楼的修缮工程；1963年实施午门正楼的修缮工程。为了保证古建筑维护的施工质量，在周恩来关心下，故宫组建了专门的施工队伍，成立了修建处和建筑研究室。1961年3月，故宫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拨付重金购回国宝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乱，许多国宝级文物流落各地，有些不知去向。1950年初，一批原藏于北京故官后流落海外的书画，由一个藏家将其带至香港文物市场，希望遇到识货者和买家。这批书画中有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绘的《五牛图》，有王献之书写的《中秋帖》、王珣书写的《伯远帖》等等。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希望由国家出资将这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全部购回。周恩来听了郑振铎的汇报后，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同时指示文化部组织专家赴港对有关文物进行真伪鉴定，并专门成立文化部文物收购小组同时赴港。

　　收录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关于买回这一批国宝的周恩来批示件写道：“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青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及伯远帖入国境后拨还。”

　　由于有周恩来的批示，国家花了约20万港元才将《中秋帖》《伯远帖》购回，《五牛图》也花了6万港元。此外，按周恩来指示成立的文物收购小组还在香港陆续购回了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名作。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书画艺术珍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宁挤“相府”不拆城

　　在北京中南海和故宫之间的北侧是有名的风景区——北海公园。北海公园前边的东西大马路有个向南拐的大弯，而在这个大弯的“弓”背里，正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清两代皇家园林团城。

　　团城位于北海南门西侧，元朝时这里是北海中的一个小岛屿，到明代时在四周筑了城墙。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重建了团城内的主体建筑——承光殿，至乾隆年间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整，增建了玉瓮亭、古籁堂、敬跻堂、余清斋、镜澜亭等殿阁。自那以后，也就留下了现在人们看到的团城建筑格局。

　　1954年，北京市在改造旧城面貌时，拟将金鳌玉栋桥（坐落在北海和中海的连接处)拓宽。按照这一规划，应将团城南半部拆除，使文津街平直向东。有关人员将计划报告给了国务院，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前往实地考察，最后果断决定：保留团城，将道路拐弯南移，情愿“挤压”中南海国务院的办公和活动场所，而不能将这一名胜古迹毁坏。同时，为了便于保护和开发利用，他还指示在团城北面修建了从左右都能上能下的行人台阶，但不得拆墙挖洞，使之与北海自然相连。这样，团城既是一个独立的文物风景实体，又与北海公园相连。所以，当今天人们游览到团城，见到北面城墙上的有关文字说明后，都无不称赞周总理保护国家文物的远见卓识。

　　制止大规模发掘帝王陵的风潮

　　1956年，在郭沫若的要求下，周恩来批准挖掘北京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随后在定陵原址建了定陵博物馆。但人们在发掘定陵的过程中，损坏了一些文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织品。当定陵刚打开时人们最初见到的那些光鲜亮丽的丝绸服饰，转瞬就在人们视野中消失了，成了一缕缕彩色的灰烬。

　　周恩来听说后十分心疼，他认为科技水平还没发展到能保护好这些文物的程度。因此，一次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结束后，周恩来即将上车，郭沫若赶到他面前说：“总理，我们还打算把十三陵的首陵明成祖的长陵打开来，你看可以吗？”周恩来回答：“我对死人不感兴趣。”说完，就上车走了。这样，长陵才得以保存

　　此外，定陵发掘后，有些省份不甘落后，纷纷效仿，要挖掘汉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在这种情况下，郑振锋、中科院考吉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上书周恩来，要求停止发掘帝王陵。国务院迅速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坚决制止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使行将遭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免于劫难。

　　拨款抢救莫高窟

　　加强文物保护，维护和修复工作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周恩来始终关注着文物的保护、维护和修复工作。敦煌莫高窟的抢救，即是其中的范例之一

　　1962年，甘肃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就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以避免石窟崖壁倒塌毁坏敦煌壁画、彩塑，提出加固意见。

　　报告呈送国务院之后，周恩来高度重视，派出十余名专家和学者，组成敦煌文物保护考察组前往莫高窟进行实地考察。专家们发现，维修这座历经1600余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岁月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我们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财力薄弱。为此，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先抢救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计划。于是，文化部根据专家组的调查，向周恩来提出25万元费用的第一期抢救性的报告。接到报告后周恩来即作出如下批示：请计委在一九六二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

　　就这样，新中国对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抢修从1963年秋季开始，到1966年第一期工程按计划全部竣工。从而使莫高窟成为我国四大石窟中保护得最好的。

　　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还接受了文博专家和建筑学家郑振铎、梁思成的建议，以政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在重要的古代建筑上安装避雷针。因为我国古代的文物建筑，大多是木结构或者砖木结构，一旦遭到雷击极易引发火灾，清东陵中康熙皇帝景陵的圣功圣德碑楼就曾遭雷击焚毁过。安装了避雷针之后，就能有效防范雷击给那些文物建筑带来火灾。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