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初，一年秋天，秋风萧瑟，父亲姜文焕接到一份密写情报，上级让立即给新乐长寿镇一位接头的敌工送去。父亲让我的母亲王增鸾一早赶往东长寿执行这项任务，并交待了接情报者的衣着打扮、身材特征、联系暗号等。

　　母亲把情报卷好，插入自己脑后的发髻里，用发卡卡住，然后挎上一个柳编篮，装作走亲戚的模样，直奔东长寿。可到了约定的时间、地点，却没见到那个上衣口袋插红钢笔、右手拿一卷报纸、脚穿高腰黄球鞋的人。母亲心急如焚，在约定的地点来回转圈儿，四处张望。离约定时间过了半个钟头，母亲果断地来到一僻静处，藏在一棵大槐树后。她从发髻中取出情报，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情报捏成团，吞入口中。由于吞咽过猛，噎得两眼泪珠迸出。孰料，她的举动引起两个满街乱窜的便衣特务的注意，他们像饿狗一样扑上来，呲牙瞪眼地咆哮道：“站住！你这娘儿们是干什么的？哪里人？到长寿干什么来啦？”母亲镇定地一一作答。那两个特务仍然不放过她，对她进行了搜身，当然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这俩特务仍然不依不饶，一口咬定：“反正你形迹可疑，就得跟我们去趟县政府，查查你跟你亲戚的户籍，如果对不上来，就跟我们上警察局、特务队，让你尝尝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味道，看你说不说实话！”说着，特务从腰里拔出盒子枪来，哗啦一声推弹上膛，硬搡着母亲往长寿街路南的县政府走去。

　　这时，母亲边走边想我父亲说过的话：“无论什么时候，就是枪顶住脑袋、刀架在脖子上，也要挺起自个儿的骨头，绝不出卖自己的同志和组织。”顿时，母亲心里有了底气，脚底下更有劲儿了。刚进入县政府，只见文秘科走出一个白净的年轻人。母亲认出来人叫张全芝，连忙大步迎上前去，大声招呼道：“全芝兄弟，你最近忙什么呢？回老家看过俺张叔没有？”张全芝起初一怔，后又看见她后边的两个人，立时明白了一切，连忙笑着打招呼：“这不是鸾子姐吗？你到政府干什么来了？怎么像是得罪了小陶、小王两兄弟，把你押到这来了？”母亲连忙说：“哎，说来也冤，我与这两位无冤无仇，哪得罪过他们？我是上长寿我姨表姐家串亲戚，碰巧他们家都上石门（即石家庄）去了，没见着。可是遇见这两人，非说我是可疑分子，要到你们县衙审查，还说要把我送到宪兵队上刑。全芝兄弟，你姐我一个农村良家妇女，整天只知道针头线脑、锅碗瓢盆，怎么能跟八路沾上边儿呢？”张全芝一听，连忙笑着对两个特务说：“小陶、小王两位兄弟，这全是误会！我跟你们说，她叫王增鸾，是真正的良民，一个农村妇道人家，决不是那边儿的探子！我们两家在新道街是近邻，这事儿我敢担保。”

　　两个特务一听，对张全芝说：“全芝老兄，有你这个保人，俺俩还有啥说的。得了，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母亲一见两个特务走远了，连忙向全芝道谢，随后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来后，母亲立即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党组织严厉批评了那个未按时接头的敌工，指出他几乎误了一桩锄奸大事，还差点伤了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性命，并表扬了母亲临危不惧、保护情报的行为。对于张全芝的大义救助，我地下党组织也给予了诚挚的酬谢。

　　姜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