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傅抱石一生事业有成，夫人罗时慧功不可没。他们的女儿傅益瑶深情讲述了父母的动人爱情故事。

　　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母亲开始并不想结婚，她喜欢看《娜拉》之类的小说，并受小说的影响很大。

　　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见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照画临摹了一幅，意犹未尽，又在青草地上添加了一只大鹅蛋······次日，记者涌进家里拍照，母亲把自己临摹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父母之间“建设性”的吵架

　　母亲虽然后来一直在家料理家务，但她心灵深处的愿望，就是独立。父母婚后不久，父亲便去日本留学，母亲留在南昌教书，她对自己的能力特别有信心，也特别喜欢工作。因为母亲完全是乐观的性格，因此她无论到哪个环境，与周围人的关系都特别好。

　　有时我和母亲一起买东西，遇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售货员，母亲除了广东话，四川、湖南、上海、苏州等地的方言都听得懂，也会说，所以对方讲什么话，她就能回什么话，跟售货员的关系搞得很融洽，售货员就会把最好的东西介绍给她。

　　母亲还说过相声，用各种方言说。侯宝林等老先生非常喜欢我母亲。我和母亲到北京去的时候，侯宝林还来看过我们，跟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就笑翻了天。

　　不过，父亲和母亲偶尔也吵架，这种情况大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时，母亲就拎着皮包出门，说要学娜拉出走……说归说，吵归吵，两人之间绝没有猜忌、怨恨，始终有语言沟通，所以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舅舅说，你们夫妻俩是破坏性的安静，我们是“建设性”的吵架，越吵越好，越吵越有深度。

　　母亲是父亲心里第一人

　　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父亲随后在上海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画展，卖出去很多画，得了一笔钱，就想择地盖房。他选址的第一考虑，是南京城南的慧园，因为契合母亲“时慧”的名字。但终因那里没有空地，也没有空房，只得作罢，最后才听从徐悲鸿的意见，选在傅厚岗与徐悲鸿为邻。

　　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他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巳。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买下来。

　　父亲的作品，母亲是第一位观众和评判者。1961年秋天，父亲从东北写生回来，画了一张很大的画，母亲进门一看，脱口而出：这不是林海雪原嘛！于是父亲就将此作命名为《林海雪原》。

　　父亲还画过一幅柳荫仕女，母亲看到人物脸上的神情，即为之点题，深得父亲之意，立刻把母亲的意思题在画上，篆书“春光”二字，小款：“余写此幅未竟，时慧曰：此春光也，即题之。”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父亲画大画用墨特多，有时来不及磨墨，母亲就上前助力，戏称自己为“磨墨妇”。父亲在杭州休养作画时，有一幅画上要有辆小汽车，因为对现代交通工具不熟悉，画了几次都不理想，最后母亲上街买了辆玩具小汽车给父亲做参照，父亲的画一下子就画好了。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常常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他们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在旁边笑个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拍着扇子，两人一边说话，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了多少年……

　　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做寿，买东西，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则从来不做寿。

　　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晚饭时傅公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

　　父亲去世得很突然，顶梁柱一倒，母亲就觉得天崩地陷，一个月内完全不知所措。她从前不是个能独立处理事情的人，但自那以后，母亲忽然具备了这种能力。在她的抚养教育下，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并在画坛取得成绩。2001年，在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中，母亲安然逝世，享年91岁。

　　据《我的父亲傅抱石》 傅益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