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袁静雪，袁世凯第三女)的父亲袁世凯，生平已有许多书刊记述，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家庭及他在家中的一些活动，外人或者不易弄清。我是他的第3个女儿，应该在这些方面提供情况以便让世人更全面地认识他。

　　从戎发迹

　　我父亲曾先后应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这时候他对于科举一途已绝望，于是决定弃文就武，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

　　我父亲自从到了庆军，对于军队上的一切事情特别有兴趣。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循着这个途径干下去，以便为自己将来的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因此，他事事留心，不辞劳苦，从而取得了吴长庆的好感。

　　有一次是旧历年，营中循例放假3天。大批士兵有的在街市上闲逛，有的就在营中聚赌。那些士兵赌着赌着，偶然一语不合，就互相争吵起来，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我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想到各营营官大部分已经回家过年，如果不立刻设法制止，那么闹来闹去，事情就无法收拾。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叫他为营务处帮办。

　　过了不久，朝鲜发生内乱，清廷于1882年派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我父亲也随军前往。从此，他就前后在朝鲜住了12年。

　　在吴长庆驻军朝鲜期间，我父亲曾奉命替朝鲜国王编练过一支亲军，名为“镇抚军”。此外，他还经常代替吴长庆出面，和日本、沙俄等国的使节办理外交方面的事情。后来，吴长庆的军队先后撤出朝鲜，我父亲仍然留在那里。他的名义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他才奉命归国。

　　飞黄腾达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我父亲便接受了“训练新建陆军”的命令，这就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小站练兵”。

　　我父亲是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但是他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跟着观看。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成为内行。据他自己说，他对小站练兵时期的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几乎都能认出他们的面目，叫出他们的姓名，并且还能大致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性牌气以及他们的长处、缺点。他还特别注意抓住发放饷银的事。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惯有的一些毛病，如吃空额、冒领等等，在每月发放饷银的时候，他一定亲自点名，按名发给。就由于他办事认真，因而他所练的新军，在当时是享有盛名的。

　　在他后来任军机大臣的时候，张之洞是和他一起同在军机上的。张之洞也是一个热心编练新军的人。有一次在闲谈中，张向我父亲问起练兵的秘决。我父亲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

　　戊戌维新的第二年，我父亲升任山东巡抚。《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李鸿章病死了，我父亲又奉命继李鸿章之后，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我父亲自从投奔吴长庆，得到他的提携以后一直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他在清朝最后的一个官阶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西太后和光绪帝相继死去，皇位由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载沣监国摄政。有一天，庆亲王奕劻向我父亲透露说，载沣将要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最好赶快躲避一下。于是，我父亲便连夜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的饭店。我父亲原想由天津逃往日本。可是，我父亲的门生杨士骧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儿子两次到饭店说明利害，劝我父亲回京。我父亲接受了杨士骧的建议，这才又回到了北京。

　　“隐居”生活

　　我父亲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就接到了让他“回籍养疴”的命令。这时，他内心的恐惧才慢慢地缓和下来。1909年5月间，河南彰德北关外洹上村的住宅大致修好，我父亲让人把所有家眷接来一同搬入新居，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我父亲的隐居生活，是有着他的长期打算的。我父亲在洹上村的住宅，原是天津某人修造的别墅，洹水流过它的前面。这所别墅原有的房子并不很多，原先修建的只是我们家里人所必需居住的一部分房屋，还有很多工程都是在我父亲搬进去以后才陆继完成的。首先在住宅外面修了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还修筑了几个炮楼。此外还修建了一些“群房”，部分男佣人的家眷就住在里面。

　　我家当时上下人口是很多的。为了筹措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我父亲早就在彰德置买了不少田地，因此粮食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园里又饲养了家禽、活鱼，因此副食也就供应无缺。园子里产的瓜果等，还可以卖到市上换回钱来。他甚至在南方请来了一些蚕娘和纺纱娘，让她们养蚕和缫丝。

　　这里要着重谈谈我父亲的所谓“隐居”生活。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我三伯世廉下棋谈心。有时他就独自到花园内钓鱼。他曾照有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渔舟上静坐垂钓的相片，以表示他超然世外。遇到亲戚来看望他的时候，也时常和他们下棋来消磨时光。

　　记得有一天，大概是在1911年，端方(他是我父亲的把兄弟)奉旨南下查案。端方特地前来彰德和我父亲面谈，我父亲当晚还放映电影来招待他。他们谈话的内容，自然是保密的。他们在这次会面中订下了儿女们的两门亲事：一个是，二姐许给端方的侄子；另一个是，端方的长女许给五哥。

　　我父亲在做官的时候很少做诗，但回彰德以后，有时也和前来访问的友人们互相唱和。他曾把这些唱和的诗句，编为《圭塘唱和诗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桥名。

　　他的诗确是做得不算好，但是从诗里却可以看出一些自负和不甘寂寞的复杂心情。如“素衣蚤浣帝京尘”“吞钩鱼却有恩仇”“搔头欲问天，月隐烟云里”等诗句，表达了他对清廷不满的情绪。又如“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钩翁眼底小王侯”等句，却深深地道出了他待时而动的心机，表明了他在彰德隐居的实质。

　　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一个逃避红尘、澹泊名利的隐士。他虽然身居乡村，却时常有一些朝野要人来看望他；询问他对于当时某些事情的看法。像上面所说的端方，就是这些要人之中的一个。那时，他每天要接到很多从各方面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为了处理这些信、电，他每天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办理“公务”，他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从而能够更迅速地和各方面加强联系。他向各方面伸出了触角，等待着再起的时机。

　　据《文史资料选辑》 袁静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