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月13日
地点：北京市某小区
人物：张兰文（95岁）
张兰文自述：1927年5月，我出生在石家庄市平山县西回舍村。在中学读书时，我就参加了儿童团，秘密为党工作。我白天上课，下课后为组织送情报、发传单、站岗放哨。由于表现突出，我被学校党组织授予“模范儿童团员”。1945年3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1946年，学校推荐我到冀晋日报社工作。
当时，冀晋日报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我深知责任重大，工作上不敢有一丝差错，可没想到还是闹了一场“乌龙”。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正在报社排版室进行排版工作。忙碌间，我发现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因为排版室不允许闲杂人等随便进入，这个人的出现引起了我的警觉。就在同事们都还没反应过来时，我将此人抓住并交给了报社领导。原以为报社领导见到这位中年男子，会对他严加询问，可没想到，他们看到中年男子后，反而亲切地称呼他为“领导”。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个人不是什么闲杂人等，而是上级领导，他来报社就是为了视察工作。
闹了这么一场“乌龙”，当时的我惊慌失措，原以为会被上级批评，万万没想到，报社还就这件事，给予我表扬和立功奖励。之后，这位“领导”还亲自接见了我，详细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并号召报社工作人员向我学习。这次难忘的工作经历，在往后的日子里一直激励着我一丝不苟地努力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外交部工作。我曾与丈夫曹克强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过柬埔寨、越南等国家，作为大使夫人的我曾在我国多个驻外大使馆工作。
“大使夫人”这一身份，许多人看来是无比风光的，其实背后的工作是非常繁琐的。外交工作的职责非同小可，比如两国领导人相互出访、大使饮食起居等，每一件事都离不开大使夫人和大使馆工作人员从中周旋、协调、沟通。
1976年末，我在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工作。有一次，我要回国到外交部办事。本打算利用这次回国机会，在国内多住几天，看望一下久别的亲人和子女。没想到，我回国后刚办完事情，就收到驻叙利亚大使馆发来的电报，电报说有领导要访问叙利亚，需要我即刻返回。我只在北京待了一天一夜，白天忙完工作后，趁着晚上时间，我去看了一下自己的3个孩子，其他亲人没来得及看望，我就匆匆坐飞机离开北京，返回了驻叙利亚大使馆。
1979年，丈夫曹克强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我随丈夫前往瑞典，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我生病了。在治疗过程中，我收到了瑞典国王和皇后的邀请函，他们热情邀请我出席瑞典王国的国事庆典活动。虽然当时我身体抱恙，但作为大使夫人，我决定暂停治疗，准时出席了瑞典王国的庆典活动。
为了外交工作，我可以放弃休息、牺牲健康，但我愧对自己的儿女们。驻外工作的近20年中，我的3位子女相继出生。为了外交事业，孩子们出生后全部送回国内，我们母子相隔千万里很少见面。那时的我为了工作远走万里，对孩子们怎能放心得下？可一想到我的职责，我便义无反顾地将儿女情长置之脑后，全身心投入到外交工作中。
1988年，我离开外交工作岗位，但一直关心着祖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如今我已95岁，家人和亲戚考虑到我上了年纪，就经常到北京来看望、陪伴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对亲戚和朋友们提出要求：疫情期间，响应号召，不要专程到北京看望我。虽然我已年迈，但我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家分忧。
我是一名离休干部，享受着副部级的生活医疗待遇。我从来不住疗养院，很少花公费检查身体。本来可以报销的药品，我大多会自费购买。即使报销的药品，我也从来不让亲戚朋友使用。如果他们确实需要，我会自费为他们购买。
如今，除了腿脚不方便，我的精神和记忆力都不错。回忆起人生中的经历，我感慨万千，问心无愧。
（感谢通讯员张献文协助采访）
■记者感言
张兰文无怨无悔地投身于祖国的外交事业。岁月更迭，现在的她已经95岁高龄，却依然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国家分忧。
■串门预约
春节马上就要来了，董天恩的爱好很“另类”，他喜欢在阖家团聚的时候去图书馆里读书看报。多年来，他与书籍结下了很深的情缘。下一期，咱们去他家串串门。
积极心态利于健康
马啸宇：刘焕杰过硬的军人作风和心理素质，让人由衷敬佩。这些在战场上为保卫祖国出生入死的老兵们，身上都有一种精神和风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始终保持着一种顽强和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在与病魔斗争的过程中，这种心态至关重要。作为一名医生，我见过在20多年前就身患绝症，但因为心态乐观豁达，至今依然健在的病人；也见过只是偶得小病，但由于天天惶恐不安，轻症转成重疾的病人。
春节将近，愿刘焕杰继续保持这种良好情绪，在新的一年里更健康。
白菊敏：刘焕杰是一位老兵，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他，有着顽强的毅力。在做手术前，他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顺利地完成了手术。刘焕杰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还是沧州好人，他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让我们为他点赞，祝愿他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