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36年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此后的32年间，在没有鲁迅的日子里，许广平克服重重困难，把全部精力投入鲁迅未竟的事业中去。

　　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许广平和7岁的儿子周海婴开始了困难重重的生活。11月上旬，许广平母子离开大陆新村，也离开了鲁迅抵沪后居住了近10年的四川北路街区，迁居到霞飞坊64号。这是一幢三层高、红砖结构的弄堂房子，每层都有一间朝南的正房，房后有个盥洗间，底层和二楼之间朝北有个亭子间。许广平母子所住的二楼房间每月租金60元，接待客人、读书看报、吃喝写作，都在这屋里。聘用的女工双喜住在三楼。鲁迅留下来的许多中外文书籍、书信、手稿以及资料和报刊，都一箱箱地从溧阳路鲁迅的藏书室运来，存放在这里。

　　自从许广平母子住在这里之后，来拜访的客人就络绎不绝，其中大多数是进步人士、左翼文人，霞飞坊64号也因此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联络站。

　　全面抗战开始后，许广平拥护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做了大量有利于抗日、有利于团结的工作。她参加了何香凝先生组织的于1937年8月成立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女慰劳分会”。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特务盯梢横行且肆无忌惮，进步文化人士的日子很不好过，上海妇女慰劳分会被迫停止活动。当年11月，在许广平的组织和领导下，上海妇女慰劳分会又逐渐活跃起来，并改名为“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团结上海十多个妇女团体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许广平等人积极为前方战士募捐药品、棉花，并亲手缝制慰劳袋，在米珠薪桂的艰难岁月里，许广平还想方设法为新四军将士捐赠了一百多支手电筒。

　　除了以实际行动参与抗日救亡工作，许广平还重新拿起笔来写文章。她总是忙得不可开交，直到夜深人静时才能静下心来写作。仅在1939年下半年，她就为《上海妇女》《文艺阵地》《中苏文化》《职业生活》等刊物写了不少有关妇女、青年和读书学习，以及关于鲁迅生活或写作的文章，为打破日本的奴化宣传作出了贡献，也为后来研究鲁迅先生及其创作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排除万难出版全集

　　上海沦陷后，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人都在寻找鲁迅手稿的下落，确保手稿的安全成了急切问题，一旦被搜去，将是无法弥补和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必须尽快出版《鲁迅全集》。

　　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尤其是在抗日文化运动中，出版《鲁迅全集》是一件大事。这一重任自然落在了许广平的肩头。1937年4月，许广平先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13篇杂文编成《夜记》出版，接着开始筹划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宜，这得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积极支持。

　　在重重困难下，1938年6月，20卷、600万字的《鲁迅全集》终于在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在上海出版。这也是后来大家常说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它包括著作、翻译和辑校古籍三个部分，由蔡元培作序，许广平题跋。

　　《鲁迅全集》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它犹如精神食粮，唤起民众抗战的决心，鼓舞人们英勇抗敌，深受全国各地读者的欢迎。许广平如释重负，一方面，鲁迅的精神财富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另一方面，这套全集也成了她和海婴的精神支柱。后来，抗战形势逐渐吃紧，那些辅助全集出版的朋友纷纷撤退到后方，曾经人来人往的霞飞坊64号又变得空荡荡的，海婴回忆，“这套全集的纸型，更成了我们在孤岛赖以生存的依靠”。

　　酷刑之下宁死不屈

　　那时，许多人迫于恶劣的形势，都选择离开上海，南下香港，转到大后方或解放区去，许广平却毅然决然地留下，为的是要好好保护鲁迅的遗物。然而，日本特务对她的盯梢侦察越发频繁，为了以防万一，许广平做了很多积极的安排。她把亲友们的通讯录寄放在别人家，以免出现意外时互相牵连，同时一再叮嘱海婴：“万一妈妈出了事，日本人把妈妈带走，你千万不要哭闹，不要跟住我。你就住到叔叔婶婶（注：指鲁迅弟弟周建人夫妇）家去，千万别回家了。凡是知道你是谁的，都会保护你，把你养大的。”

　　没过多久，意料之中的事情果然还是来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一周后的清晨，天还没亮，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十多个便衣和原属旧法租界巡捕房的几个直辖人员突然来到许广平家，破门而入。许广平闻声而起，镇静自若。她利用敌人从后门进入厨房、走上二楼的时刻，匆匆把一瓶治哮喘的药塞到还睡在床上的海婴手里，吩咐他病时要吃药，细声叮咛他稍后赶快离家，然后把棉被一拉，从头到脚严密地盖住儿子。懂事的海婴也心领神会，知道妈妈要被抓走了，自己一声不吭地待在床上。

　　敌人翻箱倒柜，把鲁迅的部分日记和各种书刊（其中有不少是朋友送给许广平且签了名的书刊）全部抄走，随即又走上三楼继续搜查。正当他们要打开房门时，聪明的女工双喜立即拦住，她说：“这是租给别人家的。”当时，日寇刚侵入上海租界，还没有来得及登记户口，听说是出租了的也就算了，因而挽救了专门放置鲁迅遗物的三楼。

　　许广平被抓走后，海婴遵照嘱咐，先到自家附近、妈妈的老朋友王洛华家暂住了几天，然后转到叔叔周建人家去。

　　自1941年12月15日开始，许广平先是被监禁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1942年2月27日又被押送到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这里是汪伪特务机关的“调查统计局”。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许广平，就因为她是鲁迅夫人，认为她必定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他们妄想从她身上找到线索，从而把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一网打尽。敌人对许广平轮番折磨，反复追问她所认识的朋友、有关刊物的组织和内容。日本特务还费尽心机逼她坐上宪兵队的汽车，跟着他们四处搜捕。许广平抱着“大不了一死”的决心，将计就计，把敌人带到已经避居乡下的同志的旧家，弄得敌人扑了个空。当时，留在上海的进步人士自始至终没有一人因她被捕而受到牵连。

　　经过社会各界积极营救，3月1日，在狱中被关押了76天的许广平，经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出面，才被保释回家。后来，许广平自己曾说，面对敌人可怕的酷刑，她有自己的“法宝”应对，每当“我苦到受不了的时候，耳边仿佛有人在激励我：对付酷刑，要紧的是熬过最痛苦的一刹那，过了这一刹那，人就昏迷，失掉知觉了。这是鲁迅先生的话在指引我，坚定我”。

　　据《同舟共进》 刘永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