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保存着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两万多份原始文献，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十余位共产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用鲜血和生命保全了这批档案。

　　危难之际建立中央文库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因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所有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文件保管处位于租界戈登路1141号，负责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因精简机构，中央机关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此时，文件保管处已收集整理了20余箱的资料，考虑到戈登路1141号比较安全，决定暂不搬迁。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这样建立了，后来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当时负责保管中央文库的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张唯一按照《文件处置办法》，从数量可观的中央文件中挑出最重要的，按一定的顺序重新排列，然后打包存放。

　　1931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革命。得知消息后，周恩来除对中共中央和相关领导人作出转移安排外，还提到转移中央文库。负责紧急转移中央文库的便是张唯一。张唯一早已做好了随时转移和销毁文件的准备。他雇了两辆黄包车，与交通员先将重要文件运往自己家中。在前往法租界途中，他们受到外国巡警和国民党特务数次盘问，但他都机智地化解了。前后共运了两批，中央文库转危为安。

　　用生命守护中央文库

　　1931年底，张唯一调任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中央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由张唯一负责单线联系。

　　陈为人将隐藏在张唯一家的文件秘密搬运到自己家中。按照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为此，陈为人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掩护，韩慧英则当起了教员。每到晚上，他便关上店门，来到三楼，拉下窗帘，在微弱的灯光下整理文件。

　　1935年2月，因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有回来，陈为人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火速转移中央文库。他找到了一幢二层楼房，每月租金高达30块银元,但为了中央文库的安全，他仍然将楼房租了下来。

　　为保安全，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没了经费来源，他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一段时间后，他几乎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为不让房东看出破绽，一楼的摆设仍旧如常。吃饭的时候，为不让房东怀疑，他常在饭上盖一片干鱼片，把饭端到楼上吃，快到门口时再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一片干鱼片被他用了一个月之久。他和3个幼小的孩子每日仅吃两餐，主要靠红薯度日。后经多次联系，陈为人终于和党组织派来的徐强、李云夫妇接上了关系。当徐强见到陈为人时，他脸色苍白，身体已十分虚弱。转交完文件后，陈为人回到家便昏倒了，半年后病重不起。1937年3月，陈为人在上海病逝，年仅38岁。

　　一场使命与纪律的接力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在陈为人病逝前，中央文库的档案就已经搬到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家中。徐强和李云没有找到较好的保存地点，他们想到地下党员周天宝家里有招商局的关系，在日伪环伺的境况下，那无疑是一个较为安全的保存地点。周天宝的姨夫是招商局官员，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的私产，周天宝的姨妈就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周天宝便将文档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文档在顺昌里安全存放了两年，1939年，周天宝姨妈家附近房子起火，连带烧毁了周天宝姨妈住处一角。周天宝赶紧抢救出文件，将其转移到自己的住处。

　　1939年，徐强、李云奉命去延安。中央文库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工作，他委派地下党员刘钊临时管理中央文库。1940年秋，刘钊调到苏中根据地工作，老地下党员缪谷稔接任中央文库负责人。缪谷稔立即和妻子把四大箱档案分散包装，雇佣黄包车运到自己家中。1942年的一天，缪谷稔来到经常接头的商店，还未走进商店，便被商铺老板拉住。他心领神会，马上叫了黄包车离开。刚走一会儿，日本宪兵便冲进了商店。脱离危险的缪谷稔回到住处后，房东老太太拦住他，让他赶快搬走楼上的东西，说不能继续租给他了。缪谷稔知道，房东已经怀疑他了，必须马上转移中央文库的重要文件。把文件转移到安全地方后，缪谷稔病倒了，浑身无力，四肢疼痛，胸口难受。妻子为照顾他也失业了，二人只能变卖家具维持生活。

　　1942年夏，考虑到缪谷稔的身体状况，吴成方决定让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彼时正值中国革命形势严峻的时刻，日本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设置路障暗哨，在交通要道拉上铁丝网实行封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如何频繁地搬运数量众多的重要文件而不被发现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为把文件搬运到新的地点，陈来生发动全家，靠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用“小鱼钻网眼”的方式逐步搬运，将两万余件文件顺利运到新的地方。他在阁楼上建了一个夹壁墙，将档案藏于其中。

　　后来，陈来生发现弄堂口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于是他又开始新的搬迁。这次他借钱租下了一栋房子，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专做面粉生意。同上次一样，他又将阁楼内从地板到墙壁都贴上了木板和报纸，这样夹壁墙就建成了，文件又得到了安全的保护。

　　在此期间，陈来生、吴成方都曾遭逮捕，经党组织营救获释，但中央文库并未因此遭受丝毫损失。

　　珍档入藏中央档案馆

　　全面抗战胜利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展开谈判。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历经风雨的中央文库。为此，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自去上海筹划中央文库迁至延安一事。陈来生得到通知后，购买了两个航空皮箱，将第一批档案5000余份送到吴成方家，交由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到西安，再转送到延安。但此后不久国共谈判破裂，中央禁止乘国民党飞机携带文件，转移中央文库的计划只得暂时停止。内战愈演愈烈，上海白色恐怖加剧。国民党军警、特务不断捕杀共产党员，陈来生明白自己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他和家人说，一旦他牺牲了，“解放以后，你们要找到解放军进城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当着他的面打开文库，否则不能打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向上海市委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经过几个月的打包统计，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将全部文件装上一辆胶轮车，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再由市委组织部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开的证明信中说：各种文件、资料共104包、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儿损伤”。中央文库保存良好，这是历任保护人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据《老年文汇报》 张成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