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在北京中关村生活了一辈子，戏称自己是一介“村人”。在40多年的科学人生中，郭传杰不仅广泛涉及化学研究、科技战略、创新政策等多个领域，还参与了我国科教战线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和实践，接触过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在与大师们接触的过程中，他有些非同一般的感触和体会。

　　遇事不着急的吴文俊

　　吴文俊先生是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1957年，时年38岁的吴先生当选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60多岁还创造了机械化证明几何定理的程序——“吴氏算法”，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0年度）。

　　1991年5月初，我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会，在机场排队办登机牌时，发现吴先生也在前面排着队。一问，知道他是去莫斯科杜布纳研究所讲学，我是途经莫斯科转机去布达佩斯，所以同机了。巧的是，几天后回国的时候，我们又在莫斯科碰到，都乘坐中国民航的同一航班。飞机本来是下午3点多起飞，但快到3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告知我们，这架飞机还在法兰克福机场大修呢，今天走不了。于是，我们这一航班的旅客就被送到了莫斯科河边的一个轮船旅馆上休息。我们在船上待了近18个小时，船上的大喇叭每隔一个多小时就喊一次：“飞机现在还没消息，大家继续等待。”整晚都是这样，刚想入睡，大喇叭又响了，大家都烦恼得不行！

　　我几次去吴先生的舱铺里看他，发现他不是拿本数学杂志在看，就是像没事人一样眯着眼在休息。我问他：“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他慢悠悠地反问我：“呵，你着急呀？”我说：“当然！”“着急有用吗？”“没用。但是烦啦！”他又问：“烦有用吗？”“没用。”“是呀，既然没用，还烦什么！”看吴先生那样子，简直像个神仙！晚上9点多，他说：“急和烦都没用。走，我们去外边走走。”我们下了船，沿着河岸边走边聊，远远看到前面有个小商店的灯还亮着，就想去买个面包。到那儿一看，啥吃的都没有。没买到吃的，看见货柜上有几个八音盒，我们各买了一个，算是留个纪念。

　　“才90岁”的汪德昭

　　汪德昭是著名的水声学家，我国水声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简称声学所）的首任所长。

　　汪先生的夫人是著名音乐家李惠年，他们两位琴瑟和鸣，珠联璧合。我们都很喜欢去他家，因为总是笑声不断。汪先生听力不行，他说夫人是他的耳朵，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们俩总是紧挨着坐在一起，风趣幽默。那年，汪先生九十大寿，声学所在友谊宾馆给他祝寿，我代表学部也去了。他致辞时，第一句话说的是：“我今年才90岁……”一开口就逗得满场哈哈大乐。

　　搞植物的和搞物理的联手做研究

　　汤佩松是湖北黄冈浠水县人，我们是同乡。他家和闻一多的老家更近，都在浠水巴河的望天湖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佩松任中国植物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家也在中关村。汤先生生性乐天，极其幽默。有一年，他因病住院。有天上午我去看他，刚进病房，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看见了没？”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对面墙上有一大片还没擦干净的血迹。我不解地问：“这是？！”他呵呵大笑，说：“我昨天晚上的成绩！我半躺在这儿，突然喷出一口血，居然喷到墙上了。怎么样？我这个老运动员还行吧！”病到这个程度，他居然还拿自己开玩笑，我真是既感动又敬佩！

　　平时，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有一次，我听说过一点他关于植物中水的上升机理研究的故事，找他求证，他原原本本地跟我讲了。他说：“那还是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事。我和王竹溪（物理学家）都是湖北老乡，在昆明时住得很近。有一天，我们一起聊天，这里没研究条件，搞不了实验，可总得琢磨点东西呀！他搞统计物理，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在昆明时期是杨振宁的研究生导师。于是，我们一个搞植物的，一个搞物理的，就一起想了一个研究问题，有的植物长得那么高大，甚至100多米，可树中间的水分是怎么升到树梢上去的？在那之前，还没人想过这个事儿。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和讨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水势’，还弄出来一个公式，写了一篇文章，1942年在美国的《物理化学杂志》上发表了。20年后，两位美国科学家才发表了类似文章。”

　　我说：“汤先生，您和王先生为国家争了大光呀！”他很平静地微笑说：“那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德高望重的彭桓武

　　彭桓武先生祖籍黄冈麻城市，和我也算是大同乡。彭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还是周光召院长的研究生导师。他们两人关系很好，光召对彭先生特别尊重。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2009年5月15日是光召80岁生日，学界不少人建议开个学术研讨会给他祝寿。我和王玉民（中科院原秘书长）受托，于春节前去他家商量这个事。当玉民刚开口提及，光召就打断了玉民，说：“不要搞！不要给我搞这种事情！”在我们再三说明后，他才很勉强地同意了。但是，他又特别明确强调：“只以理论物理所的名义开个小会，规模绝对不能超过彭先生的那一次！”

　　彭先生20世纪30年代留学英国，师从国际物理学大师玻恩，博士毕业后，又与另一位大物理学家薛定谔一起工作，33岁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这样描述彭桓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彭先生回国后，有记者问他：“您在国外学术界有那么高的地位，为啥还要回到这么穷的中国？”他生气地反诘：“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彭先生为人十分谦逊、随和、有趣。关于他的趣闻轶事有很多。有些传闻，如背个旧书包，经常在海淀黄庄三角地那儿看人下棋，曾有过被派出所民警“过问”的误会，等等。我曾当面向他求证，问过他，他笑而不答。1995年10月5日下午，我看见彭先生一个人乐呵呵地从大街上回来，就问他去哪儿散步了。他朝东长安街方向一指，带点豪气地说：“天安门广场！”我一惊：“您一个人坐公交去的？”他更自豪地说：“走去走回！”我望着这位脚穿球鞋，年已八十的科学老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他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拆开摊平了的香烟盒纸，指给我说：“看，这是我刚才返回的路上走到西单时，冒出的一首诗，记在这儿了。”这就是叱咤科坛、德高望重的彭公！后来，这首诗被收入了他的诗集《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

　　据《村人散语话科苑：郭传杰访谈录》 郭传杰／口述 王聪／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