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盂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它的归公之途扑朔迷离。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

　　希世之宝乃得流传

　　毛公鼎出土的地方叫周原，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族人在这里定居，周文化自此发祥。自西汉“美阳得鼎”起，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达上千件，比殷墟还多。

　　宝鼎被一位村民挖得后，古董商闻讯火速赶来。几经辗转，古董商苏六（名兆年）、苏七（名亿年）兄弟两人得了毛公鼎。随后，他们为毛公鼎寻到了新买家——苏氏兄弟的老主顾陈介祺，他不但是一位金石藏家，还是一位大学问家。

　　陈介祺进士出身，供职翰林院。他身在官场，内心最爱的却是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就连爱抄古碑、买拓片的鲁迅先生也说：“论收藏，莫过于（山东）潍县的陈介祺。”

　　1852年，陈介祺以三年俸银将毛公鼎收入家中。这对于毛公鼎而言，着实是一件幸事。

　　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金文辨识能力，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精心拓印，悉心研究，数易其稿，考释出了铭文中的大多数文字。在这篇洋洋洒洒近500字的青铜“史诗”中，西周宣王中兴的遥远历史，缓缓呈现在世人面前——

　　公元前841年，“暴君”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中，被放逐至彘（今山西霍州)。14年后，周厉王驾崩，太子姬静即位，史称周宣王。为了收拾父王留下的“烂摊子”，周宣王迫切需要诸侯贵族的支持。被分封在西周龙兴之地的毛公，就是宣王拉拢的对象之一。

　　按辈分论，毛公是宣王的族叔。宣王登基不久，毛公就来到京城朝见天子。叔侄二人面谈许久，回到封国的毛公，踌躇满志，下令铸造一尊青铜大鼎，并在鼎内刻下“鸿篇巨制”，记录新天子与自己的约定。这就是以铭文最长而担起“国宝”之名的毛公鼎。

　　宝鼎在多处“流浪”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度过了隐秘而安全的30年，奈何一个“不肖子孙”，将毛公鼎送上了辛酸的漂泊之路。

　　1882年，陈介祺在潍县病故，平生所藏古器一分为三，毛公鼎归了次子陈厚滋，后来又传到陈厚滋儿子陈陔手中。

　　陈陔违背祖训，开设钱庄、药铺，想以此振兴家业。不久，竞把祖父秘藏多年的毛公鼎也给卖了。

　　买走毛公鼎的人是端方。在清未政坛，端方可算显赫一时，历任糊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还曾受清廷委派，率团出国考察宪政。

　　据陈介祺六世嫡长孙陈继揆记载，一开始，陈陔并没有被打动，但对方许诺，除一万两银子外，还让陈陔担任一年湖北银元局局长。陈陔这才鬼迷心窍，不顾家人劝阻，硬是出让了毛公鼎。鼎出手后，官位没有到手，陈陔才发现上了当，悔恨交加，一病不起。不过，端方也没有好下场，得鼎不过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

　　端方死后，家道中落。失去强权人物的庇护，毛公鼎再次漂泊无定。端方夫人曾想将毛公鼎作为嫁妆陪送出去，不料男方不接受这样大的陪嫁，之后才抵押在天津俄国人开的华俄道胜银行。

　　后来，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方家人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经端方家人同意，毛公鼎被从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在北平大陆银行。

　　稀世珍宝抵押在银行，一时之间遭到垂涎。日本山中商会、英国记者辛普森都打起了毛公鼎的主意，辛普森还找了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和。不过，端方家人嫌钱太少，不肯出让。事情传出后，国人哗然，有识之士呼吁，不能让国宝流失。

　　关键时刻，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挺身而出。多年来，叶恭绰一直支持保护古代文化遗产，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此时，面对毛公鼎，叶恭绰手头也不宽裕，多亏两位好友慷慨解囊，合股助了他一臂之力。与“功臣”叶恭绰相比，两位好友与毛公鼎的缘分鲜为人知，他们的名字应该被记住：教育家郑洪年和书法家冯恕。1930年，郑、冯两人出让股份，毛公鼎方归叶恭绰一人收藏。

　　两岸同胞共同守护

　　1937年底，上海沦为孤岛，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与其他书画藏品，则被全部留置在上海。叶恭绰的小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氏留在上海的家产，还提起了诉讼。叶恭绰不便出面，就让侄子叶公超前往上海处理家事。

　　叶公超肩负使命来到上海，不料，潘氏为达目的，竟向日本宪兵队告密，透露了叶家收藏毛公鼎的事情。不久，叶公超被日本宪兵队拘捕，罪名是间谍罪。他坐了49天牢，前后被审讯7次，受鞭挞、水刑2次，但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为了脱身，叶公超急中生智，悄悄传信给家人，请来铸工，伪造了一个青铜器交给日本人，终于获释。

　　1942年10月，经亲友多方斡旋，叶恭绰回到上海。在上海，他依旧不与外界接触，可还是躲不过日伪的骚扰。不久，因“病中窘迫”，就把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由一个商人陈咏仁借资，从银行赎取回来。抗战胜利后，毛公鼎结束了在私人手中漂泊的命运。

　　毛公鼎的归公之路并不顺利，直到今天，那段历史仍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

　　1946年，毛公鼎被安放在南京朝天宫。同年10月，在一场“文物还都展览”上，毛公鼎第一次公开与世人见面，它的流浪之旅似乎终于结束了。没料到，仅仅2年后，毛公鼎又颠沛流离，漂洋过海。

　　1965年年底，毛公鼎和3000多箱文物一起，被装上卡车，运往新落成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如今，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静静地迎接全球各地的参观者。

　　毛公鼎，寄托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愫。虽隔海相望，但两岸同胞对毛公鼎的守护从未停止。

　　1962年，陈介祺的后人将先祖的全部手稿捐献给文化部，其中包括多篇毛公鼎的铭文考释手稿。进入21世纪，在陈介祺的家乡潍坊市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们耗时三年，百分百原比例地仿制了一尊毛公鼎。这尊仿制品与毛公鼎拓片共同收藏在潍坊市博物馆，讲述着那段斑驳的青铜记忆。

　　垂暮之年的叶恭绰，把自己收藏的所有古代典籍、书画、器具等，全都捐给了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独独惋惜毛公鼎没有留在大陆。1981年，叶公超在台北逝世，结束了自己“悲剧”的后半生。生前，他将自己收藏的毛公鼎拓本，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份拓本上，还有叶恭绰1946年的题跋：“此器兹移国有，可云得所。”

　　据《北京日报》 杨丽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