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穆旦姓名中“穆”的读音通“木”，“木”字跟“旦”字组合起来就是“查”，这正是穆旦的本家姓氏，他原名叫查良铮，出生于1918年。穆旦的人生经历丰富。1942年2月，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他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随军翻译；1953年，他与妻子周与良从美国芝加哥回到祖国，任教南开大学；他是翻译家，晚年完成拜伦的巨著《唐璜》，被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美长诗。在穆旦坎坷的人生路中，妻子周与良不离不弃，一直与他相濡以沫。

　　有情人终成眷属

　　穆旦和周与良相识在清华园。1946年，周与良常去清华园找二哥玩，因此结识了二哥的同学穆旦。那时，穆旦和友人在沈阳创办了《新报》，他担任主编。

　　夏天时，周与良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在北京师范大学又遇到穆旦。中午，朋友们共进午餐，看到周与良吃得很少，穆旦打趣说：“你吃得这么少，这么瘦，怎么能考好呢？还是胖点会更好。”

　　看似随意的话，却带着关切，几次相见后，穆旦对周与良已经生出了别样情愫。情难自禁，她在燕京大学读书，他便跑去燕大；寒暑假里，她回到天津家里，他也时常去看望。他约她聊天、逛书店、看电影，这个“瘦瘦的青年”给周与良留下的印象是：讲话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诗词很有见解。

　　熟悉之后，周与良知道了更多关于穆旦的故事。

　　穆旦自幼才情不凡，就读清华大学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他跟随闻一多带领的师生，徒步前往大后方。一路上，他带着一本英文词典，背一页，撕一页，抵达昆明时，词典已全部撕光。

　　在西南联大，穆旦是备受瞩目的青年诗人，毕业后却投笔从戎，担任中国远征军随军翻译。在滇缅大撤退中，他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与大部队失散后，在原始森林中经历了烈日、暴雨、痢疾、饥饿的多重威胁，历经四个多月，终于奇迹般地走到印度。

　　“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死人很多。”曾经九死一生，穆旦却轻描淡写。尽管听得惊心动魄，但单纯的周与良只把他当兄长看待，直到有一天，穆旦向她要一张照片，说要给母亲看看。她笑得是那样甜，眼睛是那样亮，语调是那样温存，爱情就这样在两人间蓬勃生长。

　　1948年3月，周与良赴美留学，穆旦本想同行，奈何父母和妹妹需要他赡养，他必须先挣一笔安家费。为她送行时，他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几句诗：“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的怀里得到安憩。”

　　为了赚钱，穆旦去了泰国。他每周都给周与良写信，并不断寄上照片。一年后，穆旦抵美，在芝加哥大学就读英国文学系。

　　1949年年底，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周与良穿着从中国带去的旗袍，而穆旦穿的只是一套旧西服。娶了著名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的女儿，穆旦被好友杨苡（翻译家）笑称为“豪门贵婿”。

　　家庭成为避难所

　　婚后在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光，是周与良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之一。工作日，干着自己最开心的事；周末，与朋友一起聚餐，跳舞，打桥牌。最重要的是，身边还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夫君，他从来不限制周与良的喜好。因为穆旦待人友善，同学有困难，他总会第一个伸出手来，所以大家都愿意靠近他。20纪80年代，周与良赴美探亲。当年的老同学都说：“你们在芝大的时候是最热闹的；你们走了，大家都散了，也不经常聚会。”

　　他们的学业也取得进展，周与良半工半读，在研究所工作时，深得教授们喜欢，都欢迎她毕业后留下来。穆旦的英文诗也频频发表，有位外国朋友对周与良说：“你丈夫的诗写得非常好，他会成为大诗人。”然而，穆旦坚持认为，“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他常常动员周与良回国。

　　1953年，学业完成后，周与良舍弃了美国大学抛出的橄榄枝，随穆旦回国，任教南开大学生物系，穆旦则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在祖国的怀抱中，穆旦欢欣鼓舞。工作之余，他潜心翻译。周与良回忆，那时是穆旦译诗的黄金时代。当年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自1954年3月至当年年底，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青铜骑士》《欧根·奥涅金》等作品，令读者广为关注。此时的穆旦，心中充满了喜悦。只是他想不到，意外打击即将到来。

　　1958年年底，穆旦受到不公正待遇。受他牵连，周与良也被停职在家。门前冷落，熟人绕道而行，穆旦越来越沉默寡言。孤寂中，只有周与良陪伴他，安慰他。她鼓励孩子们陪父亲玩，看到穆旦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开怀大笑时，她既欣慰，又心酸。

　　家庭成为避难所，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穆旦开始偷偷翻译拜伦的代表作《唐璜》。

　　你的怀抱，我的安憩

　　1968年，周与良一家被扫地出门。天快黑了，六口人仍无处可去，周与良找到一间17平方米的宿舍，她借来两辆平板三轮车，把被扔在门外的衣服、被褥运过去。这个曾经的豪门大小姐，张开羽翼护佑着爱人与孩子。

　　周与良先是被关押，后来和穆且一起被下放到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两人所在的村子相距几十里，基本不通音信。

　　一个冬日，穆旦来了。几个月没见，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周与良忍不住哭了。穆旦的眼里也蓄着泪水，满含着内疚，他说：“要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

　　半小时后，穆旦告别，他把带来的一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给周与良。她坚持不要，他劝她：“你如果头晕，吃块糖也好些。”目送他的背影走远，周与良的泪流下来了。

　　在彼此的抚慰中，他们艰难前行。1972年，情况稍有好转，穆旦的心中燃起希望。在鲁迅文集的扉页上，他写下鲁迅的名句勉励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在每一个暗夜里，穆旦依然偷偷译诗，将翻译完成后的《唐璜》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就在全家憧憬着新生活时，1977年2月25日，穆旦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9岁。周与良悲不自胜。为了给穆旦平反，周与良一次次写申请，穆旦去世两年后，终于被宣告无罪。1985年，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一同下葬的还有一本出版不久的遗著《唐璜》。

　　此后，周与良把创伤埋在心底，全身心投入教学与科研。“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穆旦的话始终激励着她。后来，她成为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在真菌学领域颇有建树。

　　2002年，79岁的周与良赴美探亲、旅游，在回忆里，她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第二年，她的骨灰归国，与穆旦合葬。

　　综合自《莫愁·智慧女性》《妇女生活》 潘彩霞 王跃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