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党中央以“福利电器公司”的名义，在上海秘密举办了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由于工作疏忽，同年12月训练班遭到破坏，教员和学员共20人被捕入狱，史称“福利电器公司事件”。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从被捕到判刑，这20人虽经威逼利诱甚至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无一人叛变。

　　我党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创建

　　1928年党的六大前后，各地党组织逐渐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破坏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党领导下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创建。但此时位于上海的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根据地以及共产国际之间路途遥远、山水相隔，加上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日益严密，以人力交通为主的传统通信方式已无法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党中央决定筹建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工作。

　　1928年初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求共产国际就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提供帮助。共产国际表示同意，随即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选派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等6人到“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学习。后来，除陈昌浩因工作调动中途退学外，毛齐华等其他5人坚持完成规定课程，于1930年秋毕业后，相继回到国内。1929年1月，共产国际又选派涂作潮、刘希吾、谭显犹、宋濂等4名留苏学生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国内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部署党的无线电通信工作。1928年1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开完党的六大回到上海后，随即着手物色人员，组建党的无线电通信机构。他在中央特科之下成立了第四科无线电通信科，任命李强为科长，要求他尽快研制出党的第一部无线电台。此外，周恩来还安排张沈川到社会上去学习无线电技术，并将他调入中央特科，全力协助李强工作。

　　李强起初对无线电技术一无所知，但他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从零开始自学无线电技术。在掌握了无线电的基础理论后，他设法从私营的大华仪器公司搞到一批发报机，一边拆解，一边研究。摸清门道后，李强开始尝试自己制作电台。同一时期，张沈川进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举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报务，毕业后留在了第六军用电台实习。经过李强、张沈川等人近一年的协力合作，1929年10月，在沪西极司菲尔路福康里9号的一幢小楼里，无线电收发报机研制成功，中共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

　　1929年11月，经周恩来批准，中央特科无线电通信科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后来称之为上海中央台。同年底，李强和报务员黄尚英悄悄携带无线电收发报机前往香港，在九龙秘密建立了香港电台。1930年1月，上海中央台和香港台正式通报成功。第一部秘密电台的建立，以及沪港两地的通报成功，标志着中共机要交通工作完全依赖人力交通时代的结束。

　　以“福利电器公司工场”为名

　　随着党内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建立，党中央决定自己培养一批无线电技术人才。1930年初，党中央从各地党组织选调十多名党团员，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这一期训练班条件十分简陋，教员只有张沈川一个人，校舍就是学员们分散居住的亭子间。白天，张沈川化名沈哲生，采用登门教学的方式，穿梭于各个亭子间之间。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学员们一般深居简出，只和张沈川单线联系。尽管条件艰苦，但学员们认真学习，两三个月后全部顺利结业。后来，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骨干力量。

　　不久，党中央决定，再为各地党组织和根据地培训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李强、张沈川根据第一期训练班的经验，建议仍采取分散教学，或在公共租界开设两个电器商店作掩护的办法培训人员。但负责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一再坚称，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内有可靠眼线，将训练班设在法租界内集中教学绝对万无一失。于是，1930年秋，李强等人租下法租界巨籁达路的一幢三层小楼，并在大门上挂起“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场”的招牌，又一次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

　　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并由他兼管机务。此外，张沈川教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财务。这时，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同志陆续回到国内，毛齐华、方仲如、陈宝礼、涂作潮等人在训练班中担任了教学和领导工作。

　　训练班共有学员16人，分别来自上海、广东、湖南等省市的党组织。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方仲如除了承担教学工作外，还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为了防止巡捕房的破坏，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方仲如等人制定了6项措施：一是训练班公开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场”的名义出现，大家以学徒相称；二是每人填写一份假履历表，交给方仲如保管，各人都有化名；三是训练班内不存放任何党内秘密文件和进步书刊；四是学员未经组织批准不得与外界人士发生任何联系；五是训练班采购、做饭、打扫卫生都由学员自己承担；六是如果被捕，所有人按假履历表交代口供。就这样，训练班在秘密环境下度过了一个多月的平静日子。

　　“铁窗”里的斗争

　　但是，“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场”的异样情况很快便引起了巡捕房巡捕的注意。他们发现，这个工场既没有轰隆隆的机器声，又不进出原料和产品，时不时还有一些年轻人买菜进出。1930年12月17日上午，张沈川正在讲课时，突然一个法国巡捕带着3个中国巡捕闯进工场。他们持枪控制了在场所有人，然后开始大肆搜查。在与巡捕周旋之际，学员谢小康悄悄拉开了窗帘，这是大家事先约定好的报警信号。搜查过后，巡捕将所有人分批押往法租界巡捕房。

　　在此次事件中，共有20人被捕，他们是教员张沈川、方仲如、陈宝礼、冯敬三，学员陈坦、麦建平、张庆福、谢小康、杨枝水、石光、曾华伦、苏刚达、温明、何世夫、李国玺、吴适芬、李景美、冯一平、王西维和高栋松。训练班的管理人员李强、吴克坚，以及教员毛齐华、涂作潮等人因不在现场，得以躲过这次抓捕。

　　之后，被捕的20人由法租界巡捕房“引渡”给了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国民党特务将他们押进布满刑具的刑讯室，逐一进行审讯。其间，无论是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打，方仲如、陈宝礼等人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招供。1930年底，敌特将同案20人从上海押往南京，关进位于小营的南京第一陆军监狱，第二年3月前后，又将他们转押至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

　　中央军人监狱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关押政治犯的最大的集中营，狱中的条件十分恶劣。从1931年6月到1934年秋，陈宝礼、麦建平、谢小康、张庆福四人因患病而没有及时医治，相继牺牲在了狱中。

　　随着日本侵华势力的步步进逼，社会上要求实行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的呼声日渐高涨，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决定释放政治犯。从1936年秋至1937年8月，经党组织营救或自己设法自救，方仲如、张沈川、陈坦、李国玺等十余人人陆续获释出狱。重获自由没多久，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寻找党组织，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

　　据《世纪风采》 孙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