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这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的——昔日的罪犯为自己的罪行立碑忏悔，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创造“抚顺奇迹”

　　二战结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败国战犯进行了审判。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这年年底，根据麦克阿瑟发布的逮捕令，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东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法庭）的命令。

　　东京审判尽管在反对侵略、伸张正义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最终仅仅只对日本极少数甲级战犯进行了极不彻底的审判，也留下了不少隐患。从1946年底起，随着美苏冷战对峙的加剧，加之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连连失败，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充当美国反苏堡垒的能力，美国便把过去的“惩日方针”改变为“扶日方针”，使大多数日本战犯都逃避了应得的惩罚。

　　几乎就在美国陆续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先后收押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滞留中国的侵华日军直接参加了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对抗，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其二，苏联于1950年7月将在中国犯有罪行的日本战犯共969人移交给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这些日本战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1956年，鉴于这1000余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期间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1956年6月至7月，根据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日本战犯。这次判决对日本战犯是十分宽大的，一个不杀，但是做出这些判决是十分郑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认罪服法，无一提出上诉。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头痛哭，跪倒在地，请求法庭严惩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处死自己。这后来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

　　“文看武部，武看藤田”

　　从苏联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于1950年7月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自从进入中国后，他们乘坐的火车由闷罐车变成了绿色的客车，还有医务人员在车厢主动巡诊，给他们吃的也都是细粮。原来，抚顺管理所事先便根据中共中央“三个保障”的指示，及时完成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三个保障”指的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当时，这批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是战俘。因为战犯面临的是审判，而战俘不过是遣返而已。在这批战犯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看武部，武看藤田”。“武部”指的是武部六藏，“藤田”指的是藤田茂。武部六藏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藤田茂被俘前官至日本陆军中将，最后的职务是日军第59师团师团长。在这批战犯中，他们两个分别是文官武职最高者，而且这批战犯中有300多人曾经是藤田茂的部下。因此，从西伯利亚收容所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俩一直是战犯们公认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针对以藤田茂为首的战犯不承认战犯身份的情况，早已成竹在胸。他把藤田茂请到所长办公室，对他说，藤田，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国际法划分战犯依照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战犯？藤田茂顿时语塞。他完全不用想，他在中国干过什么他最清楚。他叫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俘虏以便使其见见鲜血壮壮胆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仅仅这一条，就够他受的了。这次对阵，打掉了藤田茂的威风。

　　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于是，管理所从组织战犯学习入手。他们没有搞强追命令，而是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同时还有《社会发展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等。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为了彻底打破战犯们对美国的幻想，还组织学习了《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等材料。这些学习为打开战犯们的思想突破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学习了《帝国主义论》，使不少战犯开始能够从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上来认识自己的罪行。

　　在这969名战犯中，有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他们之中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管理所借鉴当年对国民党下级官兵俘虏进行教育，使之迅速“调转枪口”的经验，从阶级教育入手，适时召开了诉苦会。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越来越多的下级官兵参与到悔罪的行列中来，这也影响到了那些将校级战犯。藤田茂有300多名部下，最先“反水”的是五十四旅团的战犯。他们对每一桩战争罪行的交代，几乎都牵扯到藤田茂。这经常使得藤田茂坐卧不宁，他推测被交付审判后必死无疑，因此有段时间天天失眠，茶饭不思。一次，他在户外活动时突然昏倒，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条件良好的医疗室里。作为战犯中武士道精神的代表——藤田茂也终于开始悔罪了，逐步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许多战犯的防线也就跟着开始瓦解。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了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后来的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武部六藏，他于1952年在管理所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卧床不起。护士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假释回国，他4年间没有得过一次褥疮。来自内心良知的拷问，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1956年武部假释回国前，来中国探视他的妻子向管理所三度鞠躬，边哭边说：“感谢中国人民！”

　　据《党史博采》 胡新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