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解放战争，通常的说法是：解放军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飞机大炮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然而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枪”只是解放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比喻。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运动战、防御战、城市攻坚战，仅靠“小米加步枪”显然是不行的。

　　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山西临汾，国民党军依托城墙固守。解放军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才把临汾拿下。但是到了年底，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9月的济南战役，解放军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三天就被攻克。10月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五百多门重炮猛轰国民党军事重镇锦州，守军司令范汉杰东躲西藏，感觉炮弹好像追着他打。这次城市攻坚战仅用了30个小时。

　　解敌军的大炮是从哪里来的？富于想象力的国民党人一口咬定，解放军的重武器都是苏军从东北撤退时暗中送的。直到几十年后谈起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还是耿耿于怀。当年的一位接收大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几乎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当时据莫斯科称：共计步枪80万支、轻机枪2万支、重机枪5000支，各种不同型号装备，包括迫击炮5000门、战车1500辆、坦克车600辆、飞机800架，以及松花江中的舰艇等。如许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产党军队外，络绎不绝地已运向佳木斯，那里是集中之所。”这位先生很肯定地说，自共产党军队占领佳木斯后，“佳木斯之为共产党军队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终于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位接收大员的说法无疑是为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寻找借口。当年任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澄清过这个问题。他说：“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还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批武器。”

　　那么，解放军是怎样从“小米加步枪“转变为拥有强大炮兵、具备大规模野战和攻坚能力的呢？除了战场上缴获国民党军的武器外，主要是靠创办自己的军事工业，完成了这个重要转变。

　　解放战争初期，邯郸、临沂、烟台、德州等一批城市解放，解放军通过没收敌伪工厂，建起一批军工厂，能生产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华东军区在鲁南和胶东的军工厂每月能生产子弹16万发，迫击炮、山炮弹1000发、无烟火药300斤，但是这个规模离作战需求还有很大缺口。这些弹药，还不够华东野战军打一次中等规模战役用的。

　　要使解放军真正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还是要有自己的军工企业，能大量生产武器和炮弹才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关内各解放区都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军工厂条件都极为简陋，要在短时期内实现质的飞跃，只能另外开辟新的途径。

　　靠“捡洋落”解决些问题

　　1945年底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后，原来打算通过苏军的帮助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谁知事与愿违，苏军借口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东北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行动加以限制。苏军占领东北期间，把东北主要的工厂设备、日军投降时上缴的武器和大量财物，通通当作“战利品”运回苏联。我军的愿望基本落空，十万大军在东北，没枪、没钱、没冬衣、没有根据地，处境相当艰难。当时各部队自己想办法，收集苏军遗留和没来得及拉走的物资。东北各中小城市和农村，到处可见日军遗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自行搜集的武器弹药，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前两年作战弹药的主要来源。1948年3月东总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日本投降后，东北遗弃炮弹随地皆有。经过长期收集，仍未彻底收拾。兹仅就北满之各种口径炮弹简报如下：榴弹头约17万颗，药筒为15万个。手榴弹头30万颗，药筒12万个。野炮弹头60万颗，完整弹28万发。”

　　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的李富春说：“我们到东北两年多，靠‘捡洋落’解决些问题，现在敌人的仓库都没有了。”“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打，现在须要自己来造了。”

　　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占领了通化和丹东。当时任东北军工部长的韩振纪带领大家将机器和物资先行运到朝鲜境内，还带着一批沿途招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7月底他们到了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大家认为这里隐蔽的条件好，背靠朝鲜，可以购买军工生产所需的材料，资源、动力和交通情况也都不错，决定在这里建立东北的军工基地。

　　根据现有的条件，韩振纪决定把重点放在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上。枪炮生产的技术太复杂，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他们在珲春先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这六个厂是东北解放区最早的军工基础。

　　子弹厂是在日本人遗留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延吉郊外。据说原来有300多部机器、日产量40万发。抗战结束后，这个厂子遭到毁坏，机器被人偷盗搬迁，所剩无几。韩振纪决定把这个厂剩下的东西搬到珲春，共有子弹机14部、半成品弹头30万粒，空弹壳20万发，还有二十多个日本技术工人。经过一个月紧张的装机与试生产，到9月初生产出第一批子弹。头一个月统计下来，共生产三种型号的子弹近13万发。

　　手榴弹厂的情况更困难些。刚建厂时连粮食都没有。厂里的干部到附近农村清算了几个恶霸，筹了一些款，帮助厂子职工解决了粮食问题。韩振纪亲自来厂蹲点，调了几个延安来的干部担任厂领导，建立了一套生产、检验、统计和奖惩的规章制度。干部亲自下车间组织生产，解决各种问题，使生产走上正轨。最初试生产时，使用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生产日式短柄手榴弹。领导上考虑部队战士用不惯，而改为试制通用的长柄手榴弹。干部们在野外反复试验，结果60克黄色炸药的手榴弹爆炸效果最好。大家决定以此为标准，给自制的手榴弹定型，头一个月就生产出手榴弹3.5万个。

　　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

　　自制炮弹敲碎“硬核桃”

　　东北军工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和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于是，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

　　1946年11月13日，朱德总司令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华东、华北和晋冀鲁豫军区负责人：

　　大连负责同志来电如下：一、大连没收工厂二百余家；二、在兵工上有最新式设备，而且有数个能生产炮、机枪、步枪、弹药的厂；三、这里有大量的日本技术人员，如有得力干部来主持，三天后即可开工生产；四、你们可派干部携带一部分资金前去该地开办兵工厂及生产医院设备作为营业生意，除自用外，各解放区可向其订货。

　　各解放区接受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1947年春，华东军区财经委员会主任朱毅等带领干部来到大连。他们在中共大连市委的支持帮助下，同苏军交涉后，接管了一批工厂，挂起“建新公司”的牌子，开始大干起来。

　　1947年底，国民党军队围攻胶东解放区，大连与华东的交通暂时中断。建新公司得不到资金，陷入困境。为了解决困难，华东局财经委员会生产部长陈易到哈尔滨向东北局求援。李富春听了汇报后当即决定：建新公司的经费，从1948年1月起完全由东北局承担；大连生产的炮弹全部运往华东。建新公司得到有力的资金支援后，军工生产逐月增加，很快形成了规模。

　　北满和大连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解放军的火炮有了充足的弹药，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在城市和阵地攻坚战中，在1948年底的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挥了巨大威力。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接管了沈阳的几个大军工厂和弹药仓库，获得大批军火，生产能力大为增强。随着东北的解放和铁路线的贯通，满载物资和弹药的火车昼夜不停地运往关内，支援中原地区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黄维凭借众多的美式火炮，收缩成一个圈圈，用密集火力让解放军无法接近。他自称是个啃不动的“硬核桃”。华东野战军调集了重炮猛轰，终于敲碎了这个“硬核桃”，粟裕将军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据《中国的1948年》 刘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