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倚重的秘密政治团体

2020年01月13日

  邓文仪(1906~1998),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为“十三太保”、蒋介石的核心亲信之一,22岁就被擢升为少将,可以说是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建立起戴笠之前的国民党情报系统,推动秘密组织“力行社”并任书记长。本文为邓文仪的女儿邓元玉的回忆和讲述。

  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被迫下野。下野后,蒋反思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余不能自主”。他迫切感到有必要在国民党之外,另建一支更忠于他个人并值得信赖的新的政治力量。恰当此时,以滕杰等人为首的一批黄埔门生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拥护蒋介石的秘密政治团体。

  蒋介石在成立会上出了两道题

  当时,黄埔毕业生滕杰、萧赞育从日本留学回国,经过深思之后,拟订了一套计划,建议以黄埔门生为骨干,秘密建立一个坚强的组织。

  中央党部军人部主任秘书曾扩情看过这份计划后,大为赞赏,曾扩情约了十几位精心挑选的黄埔毕业生,包括我父亲邓文仪在内,聚餐商讨。父亲成为这些最初的十几位核心人物之一,因为他是蒋介石的秘书,是众多湖南籍同学里的高级官员,同时又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书店(父亲自己集资筹办的拔提书店),兼有出版、发行的功能。

  到了第三次餐会时,人员已增至40多人,全是黄埔前6期的毕业生。

  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群情激愤到了极点,决定正式成立筹备处。推滕杰做筹备处书记,父亲的拔提书店借出300块银元,当作活动经费。他们租了一幢木屋二楼的三间房间,作为集会办公处所,康泽住在楼下掩护,并接受贺衷寒的建议,将该组织命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之后,蒋介石主持参加了多次谈话会。

  1932年2月底,力行社成立会议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的一个客厅里举行,会场座位排成马蹄形。蒋介石在早上8点准时到达,坐在对着马蹄口的座位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时,由蒋介石致辞约一个小时,说明成立力行社的意义及进行程序。接着,由与会成员投票选举力行社的主要任职人。投票后,滕杰将选票封好,交给父亲带回,请蒋介石做最后核定。

  蒋介石当场出了两道题:“论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与“试述合作社之意义”。要大家回去各选一题写篇文章,次日交卷。第二天,蒋介石根据投票结果、文章内容,及平日对每一个人的认识,综合起来进行评定,然后才给每个人分配任务。

  又过了一天,大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继续开会。会中,蒋介石宣布13人为力行社干事,滕杰、贺衷寒、康泽为常务干事。滕杰兼任书记,康泽兼任组织处长,父亲邓文仪兼任训练处长,桂永清兼任军事处长,戴笠任特务科长,李一民任总务处长;另有5人为检察会成员,周复任检察会书记。

  旋即举行成立宣誓仪式,这一天是1932年3月1日。

  力行社开始的第一年非常民主,所有政策、人事都经由大家讨论议决,蒋介石虽然拥有最后裁决权,但他很尊重干事会,自己有意见时,也只说是“建议”。有时蒋介石的意见并不被采纳,甚至在开会时当面争执,蒋介石却从不以社长的地位做裁决,只表示:

  “我比你们年长二十多岁,经验较你们丰富,你们应该听我的。”

  力行社由三个不同功能、不同名称和彼此相对独立的层级组织所构成。顶层是“三民主义力行社”,是最高决策和指挥层;第二层包括两个组织,即“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层;第三层是“中华复兴社”,直接领导群众执行决策的阶层。在“中华复兴社”之下,还设有一些外围团体,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会”“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协会”和“忠义救国会”等。这些外围团体实际构成了力行社的第四层。

  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力行社十分注意保密,即使在内部也一样。除了13名干事外,同志会不知有力行社,复兴社也不知有同志会。同时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中央是总社,省级是分社,县级是支社,区级是小组;学校等特殊行业也都有代号组织。从外向内看则是多边无定,从内向外看,则环环相扣。力行社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严守秘密。

  然而,据力行社成员回忆,在1932年下半年以后,蒋对力行社的态度由高度信任渐趋于冷淡。力行社与蒋的关系,亦由一个参与决策的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决策执行组织。

  1933年1月,蒋介石训令力行社的职责是:

  “一锄奸商,二除汉奸,三诛反动。务以实行而代宣传。”

  蒋介石还亲自拟定力行社誓词:

  “服从领袖,实行主义,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尽忠职务,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受极刑。”

  长久以来,力行社被引称或误称为“蓝衣社”,那时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褐衫队风行世界,“蓝衣社”的名称因此较易被群众接受。不仅是名称,力行社组织的性质也多被误解成“法西斯极权组织”或“特务恐怖组织”。

  父亲接任书记长不久即遭解散

  1936年8月下旬,蒋介石处理完两广事变后,即回南京。那时力行社兼复兴社的书记长刘健群,留在广东负责协调广东的军政工作,蒋介石派父亲担任书记长。虽说两年前刘健群生病时,父亲曾一度代理他的工作,但对这居于高级领导地位的重任,父亲仍深感意外和惶恐,只有勉力以赴。

  当时力行社的工作,以加强组训全国青年等作为工作重点。父亲对这些工作很有兴趣,也颇有经验。他一到任,就悉力请求党社干部精诚团结、和衷共济。蒋介石也派陈立夫为复兴社指导员,多方协助。当时与工作密切关联的有:康泽主持的“剿匪”别动队及特别训练班工作;潘佑强、杜心如主持的国民军训工作;贺衷寒、袁守谦主持的政训工作;桂永清主持的教导总队;酆悌、刘健群主持的军校政训及交通训练;刘咏尧、赵范生主持的童子军;戴笠、郑介民主持的情报特务工作;滕杰、萧赞育、李一民、顾希平、干国勋、倪文亚、吴兆棠等都是组训宣传的主要高级干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下午4点,父亲接到西安力行社负责人的电报,同时特务处情报机关也报道领袖在西安蒙难,但细节不详。父亲以力行社书记长的名义,决定于当晚8点召集全体力行社与复兴社干部紧急会议。

  当时他冷静地分析,认为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军队不可。当时军事委员会主管参谋作战的军事首长都已经在西安,无人负责调兵遣将。父亲于是冒昧做主,以团体负责人名义发了两封急电。其一是发给驻陕西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告诉他西安发生事变,领袖蒙难,希望他立即率部队开往西安、咸阳,与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联系(会合围攻西安);第二封电报是发给驻防潼关与洛阳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说明情况,要他的部队迅速进占潼关,以应付变乱。这项决定当晚经干事会通过,然后报告军政部。

  父亲又一次采取完全超越其职权而且比中央政府更快的果断行动。尽管他是忠于党国,用心良苦,但这次他却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蒋介石从西安脱险回到南京后,有人开始大肆飞短流长,造谣诽谤,在报上散布谣言,认为主战的各派发动陆、空围攻西安,动机是想迫使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危害领袖,图谋少数人升官发财。父亲、贺衷寒、何应钦的个人动机,更是受到众多的指责和质问。

  1937年2月起,国共开始谈判,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力行社在西安事变中擅自调动军队,将秘密团体凌驾于党国之上的行为,增强了蒋介石的警觉和不安。蒋介石迅速解散三民主义力行社与中华复兴社,同时也取消黄埔派和陈立夫的青白社,以免派系间的冲突和勾心斗角。

  父亲是力行社的重要发起人,蒋介石的这个决定,对父亲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他一直认为,力行社在6年中,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1937年3月29日,力行社、复兴社、青白社、陈诚的干城社等组织都宣布结束,合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致力于号召全国青年参加抗战建国,并巩固国民党内部团结。蒋介石兼任三青团团长,陈诚为书记长。

  6月初,复兴社在武昌开会,正式结束,并决议复兴社成员可转入三青团。很多参加武昌集会的干部同志都痛哭流涕,为革命建国前途担忧、悲痛。

  据《文史博览》邓元玉/文